四川地震，由傳媒當晚簡略點題，主播背後只有中國地圖示意，到後來新聞影像不斷，報章大幅慘況曝現眼前，然後是災場直擊和賑災籌款，不斷擴散，不斷連結，形成我們對整件事情的詮釋和想像。
悲慘故事與領導振臂，還有外國救援隊的背影，和路透社的觸動性很高的新聞定格，搞動我們的情感，說服我們的理智。
事實上，許多香港人感動，因為我們的國家終於進步了。我們的領導終於站在前面了，我們的災情終於不再是新聞封鎖了，我們看著十五萬解放軍，拯救活埋的二萬災民。
鑑於非常複雜的歷史肌理，這個「終於」是很難喊出來的，尤其當泛民人士喊出來。
由於國家領導漂亮的決定，由於那種與民共憂的姿態實在擺得好，對於基督徒而言，有一件事改變了，就是那慣常在天災人禍後出現的問天控訴，並沒有聽到。當國家領導人聆聽著人民，連上帝也自然站在人類悲苦的一邊了。當我們感到人民的力量，在熱情裡，我們再不感到被上帝丟棄的孤苦。我們只有祈禱會，不用南亞海嘯後的信仰釋疑。
這麼說，國家情越熱，對上帝的信也越堅。
只是，當我們在電視機前面得出一個「終於」，不久，有人便叫出「等等」。等等！為甚麼倒的是學校？當記者現場直擊，某先生正待救援人員來，救他被壓的太太──等等！救援人員為甚麼更遲？激進的「天譴論」，還有就像自殺式炸彈的八字論（理性自殺，自盡於公眾信服），如果肯花時間，可看到另類傳媒報導，揭露官員麻木不仁，志願人員挖掘，找到了，就叫軍隊接手，開動攝錄，官員邀功。
就這樣，我們震憾。不是吧？「原來」是這樣嗎？
由「終於」到「等等」，由真相變成政治秀，其實，背後的邏輯不變。這個「等等」，這個「原來」，不正是另一個真相嗎？當我們從電視機判斷國家進步的真相，我們又從網上判斷國家造假的真相。
──為甚麼我愛國？因為我也是看電視的咯！
──為甚麼我是激進分子？因為，我上網。
可以想像，在激進分子碰上愛國分子後，下一步是有人力證指控造謠，然後，知識青年人又力證造謠是造謠，真要證真，假要證假，其實，大家都在訴諸：我是真相。
「真相政治」有幾個特點：
一，它假設透明的（沒有中介物的）真相是可以呈現的；
二，它認為任何「添加」（包括加減乘除）都是惡；
三，真相（透明的）只有一個；
四，維護（那一個）真相是善；
筆者相信，要停止這種真相的「延異」，知識分子才能真實地參與變革。正如筆者在網照事件時所言，一種要處理公關和影像的「虛構倫理」必須建立，我們才能處理這個影像橫行的多媒社會。
不妨重新思考真相政治的四個假設：
一，真相是否必須透明？
二，添加何以是惡？在甚麼情況下，添加是善？
三，真相能否多於一個？在不可知論和相對主義外，有否選擇？
四，善是維護甚麼？
當溫總握著女孩的手，不管她哭個不停，繼續唸他的國家宣傳稿，能否想想，究竟在當中有沒有善被達成了？能否懸置「溫總是否真心」這個問題，而去問「溫總的溫情」打開了甚麼善的可能？當中我們可以怎樣進入詮釋，把自己置身？
真相政治的特點是，我站對了。站，比做更重要。
當豆腐渣工程成為疑點，喊出可疑，質疑豆腐渣工程，是站對了，只是它絲毫不會讓豆腐渣工程（可能的）被問責和問罪。當我高呼還我公義，我感到自己站對了，只是，除了讓我感到自己抵抗洪流，維護公義，我實在做了甚麼？
在一個次終末（不是末日的末時）的世代，我們不必吝惜那個「終於」，不必抗拒那個「等等」，我們更不應因為真相永不可知（不可知論），或一人有一個真相（相對主義），而拒絕尋求公義。
這種真相情結，同樣深入許多基督徒的神觀：上帝，不是「終於」出手，就是「等等」，幹嗎看不見苦難，非此即彼。只是,這個「原來」永遠不能在現在被知道。
既然在看秀，不如就讓我們弄一個評分表，讓這場秀更好看，在表演裡，讓我們想望的社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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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8.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