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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底港府公布，估计因终审庭判决而有居港权的国内人士高达一百六十七万人，吓煞舆论民情。文章付梓之时，行政会议正开会讨论如何应对，但从港府近日积极吹风所见，看来董建华早已倾向，要求全国人大重新解释居港权的定义。 然而，这是不是港府唯一的出路？港府是否有夸大数字？港府的煽动策略之所以成功，背後又反映了港人的甚麽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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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底，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就在立法会会议上，公布有关数字，指目前港人在内地婚生子女约有十七万二千人、非婚生子女约有五十二万人；又说，当这批人在港居住满七年取得永久居民资格後，其内地子女（约九十八万三千人）亦可获得居港权申请来港。於是根据港府的推算，在未来十至十三年内将有一百六十七万五千名内地居民涌至，香港将不胜负荷。
忽然间，根据民意调查，港人尽都站在港府一边，希望全国人大出面干预──修改《基本法》也好、重新解释《基本法》有关条文也好，总之务求尽快将这个「包袱」摒诸门外──顾不了这样邀请中央干预特区事务，对香港司法独立和高度自治的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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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法》第廿四条 （一）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
（二） 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的中国公民；
（三） 第（一）、（二）项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国籍子女；
（四）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後持有有效旅行证件进入香港、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并以香港为永久居住地的非中国籍的人；
（五）在香港特别行区成立以前或以後第（四）项所列居民在香港所生的未满二十一周岁的子女；
（六）第（一）至（五）项所列居民以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只在香港有居留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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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府的「渗水」数字
若果香港未来十多年真的要面对一百六十七万的人口增长，那的确是教人头痛。但有舆论就质疑这数据有多少「渗水」成分。终审法院的判决真的导致香港要在短期内面对这样大数量的新来港人士吗？
香港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戴耀廷就质疑，港府夸大了数目。他认为，《基本法》第廿四条所列的六项永久性居民定义类别，并不互相重叠，这应是《基本法》的原意。而港人在内地的第一代子女因着《基本法》廿四条（三）成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後，实在不能由第三类转为第二类。换言之，港人第二代内地子女自动拥有居留权这情况根本不会出现。而终审庭所引发的人口增长，亦只局限於六十九万二千人，大约是港府估计的三分之一。
当然，若有关人士质疑这样的解释而提出上诉，法院最终会否接纳这种诠释，仍属未知之数。不过，港府近期反覆诠释《基本法》，用意却不在如何缩减这预测数字，而是取最大数值之馀，更希望能钻出空子，好让特首能向全国人大常委提请重新解释《基本法》。以此看来，到底港府有多大诚意去面对问题？还是不顾後果，将问题抛给中央政府说两句就一了百了？
假手於人，一了百了？
戴耀廷认为，特区政府其实是从行政及政治的脉络（Context）去处理法律，但理应有更好的脉络（如人权、公平等）。他认为，港府的目的是制造民意，以支持港府要求中央重新解释有关条文，以堵住漏洞。
戴耀廷指出，提请中央诠释《基本法》，在《基本法》是有条文列明可以如此做，技术上算是合法。事实上《基本法》作为中国全国法律之一，人大常委是绝对有权行使解释权。然而提请中央就特区内部事务诠释《基本法》，这对香港的高度自治以至法院的权威性都有负面的心理影响。
其实，港府可以透过修改《基本法》来达致堵塞漏洞的目的。不过戴耀廷分析，由於修改《基本法》要启动立法会机制，港府生怕节外生枝，甚至给民主党多一项政治筹码，因此倾向直接寻求人大常委的解释。然而由於立法解释不像重新立法般，连公开讨论的程序也可省掉，民意可以说完全没有机会影响有关过程，受普通法训练的人一般对立法解释这一套都相当抗拒。
你的心在哪里，你的条文也在那里
另一点值得反思的，事件反映出，是一向标榜法治的香港人，坚持法治是有限度的。
戴耀廷觉得，若果纯以法律条文是否得到遵守的角度来说，香港自七十年代以还，可以算是一个法治良好的社会。但若从较广义的角度来看，若说香港法治稳固，就显得高估了。
他说，每当面对具争议性的议题时，人们如何诠释法律条文，是源於人如何看待公义、如何看待社会关系。在今次事件中，香港社会明显不太以人的价值为最重要的考虑，而以社会秩序和社会资源为优先考虑。这跟基督教「人人皆是神所造」背後的意义并不一致。
事实上，香港人目前最关心的，似乎是问题对自己是否公平（Fair），而不是问题背後的公义问题（Justice）。
谁的公平？谁的公义？
中文大学宗教系助理教授龚立人博士指出，原则上公平是个体与个体之间所得待遇的比较，是较埋身的；而公义所指的是群体对个体的承担，是比较间接的。对於已经拥有（如经济能力或居留权）的港人来说，他们会看重公平的问题；但对於没有的来说，他们就会看重公义的问题。
龚立人强调，公义与公平并非互为排斥的。但若果一个社会的人老是求自身的公平而不求公义，人亦自然不能期望这个社会会有彼此承担的公民质素。而基督教的教导所看重的，正是人是否愿意额外放下一点东西，而令更多人能得以分享自己的生活。
针对港人内地子女问题，龚立人觉得，现在最重要的并非是理念上的分析，而是让港人以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批人士，将新移民看待为自己的一分子，而不必老是从负面的角度出发。
只顾自身公平，宁可假手他人也不愿自己解决问题，其实不单单是香港政府，大部分的香港人也都如此。昔日《基本法》保障港人在英美加等地子女的居留权，成为港人的定心丸；今天我们又如何能让港人愿意面对问题，不单求自身的公平，更求人家的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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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新来港人士成为代罪羔羊！
若果一项事工为信仰所肯定，就不必靠政府来主导。李建华牧师如是坚持。 新福事工协会总干事李健华牧师，近年一直为串连不同地区的教会和机构成立关注新来港人士网络而努力。他说，在九七年事工刚开展时，很多教会连一个新来港人士的会友也没有，但後来加入关顾新来港人士的教会渐渐增加。以旺角区为例，九八年初只有一两间教会答应考虑设立新来港人士事工，但到了如今，旺角区有十多间教会成为新福的夥伴，合共牧养二、三十个新来港人士家庭。一些收了数百新来港学童的中学，亦已有数间教会组成工作组协助照顾新来港的学生和家长。而深水埗的网络，更有廿多间教会和机构参与。 教会和机构的合作，的确可为新来港人士事工聚合更多资源。然而李建华觉得，港府的态度仍是相当重要。他说，他们也想在新移民问题上帮政府一把，然而港府真的要果断一点，否则一直拖拖拉拉，又不愿承诺会对问题承担多少，志愿机构也欲帮无从。 而李健华亦认为，港府公布港人在内地子女数目的手法，令港人产生恐慌，更增加新来港人士融入社区的困难，加添他们的压力，使他们成为代罪羔羊。 李建华说，香港一直是新移民社会，而由於第一代港人内地子女多有家人在港，他相信，即使现时香港经济不景，香港仍起码有能力吸纳这一批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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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一○期，一九九九年五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