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出席了一月廿五日的「迈向普选路」交流会，对会中各嘉宾的发言有一点感想。
蔡子强发言重点在于争取民主化过程中与中央政府的交涉适宜采取的态度。他对政治领袖的道德感召力的一分坚持，对本地一些政客的交代式小动作的批评，对政治作为一种务实的妥协艺术的定位，都显出他作为政治学学者的一颗良心。由现在到二○一七，的确还有很多场仗要打。蔡先生似乎认为教徒因信仰的支持，能够更易克服失望，坚持到底。或者对好些有信仰的民主斗士而言，蔡先生所言非虚，就如会上朱耀明牧师要讨回呃秤的公道，吴国明坚持是非分明地跟中央纠缠在以「循序渐进」为口实推搪尽快实施双普选的合理性，都是出于信仰里求真、求公平的执着。不过这只是基督教信仰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所作出的贡献。但教会作为一个社群，在这剩下的九年间，究竟可为社会落实「局部」民主化有什么预备和贡献？
会上朱牧师提到旧约申命记廿二8「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指出犹太社会里对邻舍的责任感。笔者认为，现在特区社会正普遍欠缺这一份对邻舍的责任感。参与投票是为了让自己的利益能被反映，监管政府是为了我的权利不被侵犯，参选是为了代表某阶层维护他们的利益，这是另一种的「上下交征利」。或许当中文翻释Rights成为权「利」时，已播下了以「利」作为推动社会建设之动力的种籽。这可能解释到已得益的一群，或觉得现在已活得不错的一群，干么要为「尽早」落实民主选举的制度而努力？他朝当他投票时，也似乎没有理由要考虑社会公益吧。
朱牧师会上颇讽刺地指出，在殖民地政府时代，政府还尊重民间的意见，开会听取民意，什至主动致电查询意见。回归后气氛不同，好些官员官威一时无俩，专横跋扈，使人生厌。的确，仁慈的专政也会尊重市民的意见，建华八年却推动了不少市民认真看待他们的政治权利。不是正如胡志伟牧师提到的一个调查显示，一半支持二○一二直选的市民都认为若不能在二○一二有直选亦没有所谓。相信没有什么市民会否认普选是最能体现政治公平的一种制度，但不少活在「后建华时代」的市民仍不会以参与选举的权利来量度他们的政治权利，至少普选不是他们最渴求的。正如蔡先生所指，现况是难以动员庞大人群上街争取普选。
据Supercapitalism一书的作者Robert B. Reich罗列的观察，美国人愈来愈感到对政府的影响力降低，空有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选举后市民能参与议事的机会绝少。香港特区连形式普选都还未落实，Supercapitalism谈到的大财团以资金影响选举机器的问题还未曾是我们的主要问题，虽然区议会选举可能已初步显示这种现象离我们不远。被无力感压住的市民，若没有被训练成为关心公益的市民，有关心自身利益以外公众事务的胸怀，则投票只是每次选举前各方宣传机器较量的游戏，小市民的参与仍是被动的，也容易被眼前的个人利益，什至为一顿蛇宴而决定投票。若朱牧所提，基督徒要重视与罪恶争战的话，则民主的选举制度只是处理了政治参与上的不公平，但这工具本身却不保证能推动公益，关注弱小，什至亦同样成为庞大财团获得代表性的工具。
面对全面实现双普选还有一段路，笔者认为教会应培育信徒将公众议题纳入其关怀，可反映在团契活动、代祷事项之上。以对邻舍的责任为动力推动关注社会公益。基督教神学其实不乏社会远象，但信徒却不多见有基督教的社会远象（可有多于一种的社会远象）。会上胡志伟牧师与陈世强律师皆指出福音事实上应有国度的向度。陈律师指福音不只关乎救恩（salvation），也是关乎神国（kingdom of God）。笔者万分同意两位嘉宾所言，但这理论与实践上的差距，正可能指出教会在牧养上的漏洞。或者，当我们传福音时将个人的得救作为布道信息的骨干时，已播下了这个结果的种籽。若然，教会需要重新调校传福音的内容，不然，神国永远将成为个人救恩的附录，而不能复位到神国的福音。神国的终极性可使当下的是非黑白不致成为绝对善恶的判准，承认历史的含混性，承认视角的阶级性，承认人的局限性。这也可以防止因议题「浸过圣水」而变了圣战。笔者相信教会堂会有成为一个公民社会的条件，但除非教会领袖有意栽培，否则难以发展成为（基督徒）市民能议论和关怀公众事务的平台。笔者相信一个由「上下交征利」推动的民主制度，也不会给社会带来最大的好处。
（编按：有关聚会的现场录音，可于本报网上电台收听。网址：radio.christiantimes.org.hk，进入后请选【聚会实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