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出席了一月廿五日的「邁向普選路」交流會，對會中各嘉賓的發言有一點感想。
蔡子強發言重點在於爭取民主化過程中與中央政府的交涉適宜採取的態度。他對政治領袖的道德感召力的一分堅持，對本地一些政客的交代式小動作的批評，對政治作為一種務實的妥協藝術的定位，都顯出他作為政治學學者的一顆良心。由現在到二○一七，的確還有很多場仗要打。蔡先生似乎認為教徒因信仰的支持，能夠更易克服失望，堅持到底。或者對好些有信仰的民主鬥士而言，蔡先生所言非虛，就如會上朱耀明牧師要討回呃秤的公道，吳國明堅持是非分明地跟中央糾纏在以「循序漸進」為口實推搪盡快實施雙普選的合理性，都是出於信仰裡求真、求公平的執著。不過這只是基督教信仰作為一種精神力量所作出的貢獻。但教會作為一個社群，在這剩下的九年間，究竟可為社會落實「局部」民主化有甚麼預備和貢獻？
會上朱牧師提到舊約申命記廿二8「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圍安欄杆，免得有人從房上掉下來，流血的罪就歸於你家。」指出猶太社會裡對鄰舍的責任感。筆者認為，現在特區社會正普遍欠缺這一份對鄰舍的責任感。參與投票是為了讓自己的利益能被反映，監管政府是為了我的權利不被侵犯，參選是為了代表某階層維護他們的利益，這是另一種的「上下交征利」。或許當中文翻釋Rights成為權「利」時，已播下了以「利」作為推動社會建設之動力的種籽。這可能解釋到已得益的一群，或覺得現在已活得不錯的一群，幹麼要為「盡早」落實民主選舉的制度而努力？他朝當他投票時，也似乎沒有理由要考慮社會公益吧。
朱牧師會上頗諷刺地指出，在殖民地政府時代，政府還尊重民間的意見，開會聽取民意，甚至主動致電查詢意見。回歸後氣氛不同，好些官員官威一時無倆，專橫跋扈，使人生厭。的確，仁慈的專政也會尊重市民的意見，建華八年卻推動了不少市民認真看待他們的政治權利。不是正如胡志偉牧師提到的一個調查顯示，一半支持二○一二直選的市民都認為若不能在二○一二有直選亦沒有所謂。相信沒有甚麼市民會否認普選是最能體現政治公平的一種制度，但不少活在「後建華時代」的市民仍不會以參與選舉的權利來量度他們的政治權利，至少普選不是他們最渴求的。正如蔡先生所指，現況是難以動員龐大人群上街爭取普選。
據Supercapitalism一書的作者Robert B. Reich羅列的觀察，美國人愈來愈感到對政府的影響力降低，空有四年一度的總統選舉，選舉後市民能參與議事的機會絕少。香港特區連形式普選都還未落實，Supercapitalism談到的大財團以資金影響選舉機器的問題還未曾是我們的主要問題，雖然區議會選舉可能已初步顯示這種現象離我們不遠。被無力感壓住的市民，若沒有被訓練成為關心公益的市民，有關心自身利益以外公眾事務的胸懷，則投票只是每次選舉前各方宣傳機器較量的遊戲，小市民的參與仍是被動的，也容易被眼前的個人利益，甚至為一頓蛇宴而決定投票。若朱牧所提，基督徒要重視與罪惡爭戰的話，則民主的選舉制度只是處理了政治參與上的不公平，但這工具本身卻不保證能推動公益，關注弱小，甚至亦同樣成為龐大財團獲得代表性的工具。
面對全面實現雙普選還有一段路，筆者認為教會應培育信徒將公眾議題納入其關懷，可反映在團契活動、代禱事項之上。以對鄰舍的責任為動力推動關注社會公益。基督教神學其實不乏社會遠象，但信徒卻不多見有基督教的社會遠象（可有多於一種的社會遠象）。會上胡志偉牧師與陳世強律師皆指出福音事實上應有國度的向度。陳律師指福音不只關乎救恩（salvation），也是關乎神國（kingdom of God）。筆者萬分同意兩位嘉賓所言，但這理論與實踐上的差距，正可能指出教會在牧養上的漏洞。或者，當我們傳福音時將個人的得救作為佈道信息的骨幹時，已播下了這個結果的種籽。若然，教會需要重新調校傳福音的內容，不然，神國永遠將成為個人救恩的附錄，而不能復位到神國的福音。神國的終極性可使當下的是非黑白不致成為絕對善惡的判準，承認歷史的含混性，承認視角的階級性，承認人的局限性。這也可以防止因議題「浸過聖水」而變了聖戰。筆者相信教會堂會有成為一個公民社會的條件，但除非教會領袖有意栽培，否則難以發展成為（基督徒）市民能議論和關懷公眾事務的平台。筆者相信一個由「上下交征利」推動的民主制度，也不會給社會帶來最大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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