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Muse）杂志编辑总监林沛理先生（亦为美国纽约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在十二月三十日出版之《亚洲周刊》中撰文〈说真话的艺术〉，评述刚过不久的葛福临布道会。林沛理慨叹：「真正令人失望的是葛福临本人。他在布道会上二十分钟的发言，尽是圣经的微言大义，连一句与他个人经历和领悟有关的肺腑之言也没有……看着他对圣经不痛不癢的『依书直说』，我突然明白到我们是活在一个宗教热情耗尽，精神感召失效的犬儒世代（cynical age）。传教士要说服人，必先说服自己，但葛福临当天的表现，却顶多只是一个称职的诵经人，完全没有一个布道家的风範。」（页56）。
笔者没有参加布道大会，自不能对葛福临的宣讲有所指划，却从〈说〉文中感受修辞艺术失落的哀悼。按林沛理所言，葛福临「对圣经不痛不癢地依书直说」，大概是从修辞演说理论的角度论述，讲者既没有自己的风格、气质、体会、典範（ethos），也未能感染听众的情绪感动（pathos），有的只有稿（logos）。故有判语曰：「葛福临当天的表现，却顶多只是一个称职的诵经人，完全没有一个布道家的风範。」进而感谓：「然而我们丢失了的却是说真话的艺术。所谓真话，不一定在客观上可以证明属实，而是一些表达我们深信不疑的信念或者感受的真心话。」
林沛理的文章值得教内人士再三阅读细思。另一方面，教内人士可能以「他必兴旺，我必衰微」、「神的仆人不过是一条管子」、「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等讲法应对、什或淡化林的评论。根据上述的逻辑，葛福临应与任何传道牧者没有分别。但无论从大会的财政支出、宣传、筹划、营造等看，葛福临都是不一样的布道者。不论教内外人士，寄予期望并不足为奇，什至是合理和应该的。
笔者不认识林沛理，不能胡乱猜说林对基督教「爱之深、责之切」；但林沛理文字之间流露出对基督教传道宣讲的厚望，这是教内人士应以积极的角度阅读的原因。事实上，在资讯流通的二十一世纪，教会必须认识其言说的公共性和相应的水平。再说，教会若以向世界宣讲为己任，自当认真思考如何向社会言说。
「言说的水平」自可另撰专文，但林沛理文中所言「真话……是表达我们深信不疑的信念和感受的心话」才是值得深思的议题。诚然，要说服人，必先说服自己；但真话仍然需要辩证地思考和琢磨。希特拉的演说很有说服力，显然他自己被完全地说服了。但无论希特拉的「真话」修辞说得如何有艺术，那还是践踏人性、操控群众的谎言。
真话必须辩证地思考求证。因为真话不由一个人／一个群体的言说所充份描述。我们需要说真话的艺术，同时也需要听真话的智慧。尽管人说自己言说真话，但极可能是自欺欺人。他的意图并不必然是澄明惕透。
在诠释学的领域中有所谓的「原意谬误」（Intentional Fallacy），意即文本的意义不能限制在所谓「原意」的框架之内。骤听之下不以为然，但仔细想不无道理。试想想音乐、戏剧，不是说「演绎」么？如果每次都是翻版「原意」，那还有什么看头、味道？以教会群体的聚集说，每次讲道研经都是重复原意，那还有什么道可讲？还需要查经？坚持原意，还得假设历史是凝固不变的，过去的可以应用在今天，今天重复过去。问题还得挖深一点儿，是谁说的「原意」才算数？究竟那一番才是真话？
以二○一七和二○二○为例吧，那天看电视转播，官爷一直说《基本法》原意，然后又几次引述已身故的护法（也是《基本法》草委）的理解为准。我听了一直纳闷，谁决定「《基本法》原意」是什么？李柱铭当年不也是草委么？为什么不问问他的意见？怎么只有某个版本才是真话原意？
早前西区海底隧道又加价了，政府莫能作什么，只眼巴巴看着财阀「合法、有依据地」抢钱。何解？殖民地政府时已经签定的法律允许是也。他们干的是依法行事，讲的是真话。记得红磡海底隧道多次以疏导塞车理由加价，西隧则以车辆流量少利润不足加价；不仅法律，就是现象的解释权也在他们手里。我想起德里达（J. Derrida）在一九八九年的讲演中，以〈法律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The Force of Law: The My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为题，质疑法律系统制度的基础。德里达指出，法律的基础往往并非如想像中理性、公义。宪章不是社会的制约（contract），而是陈构（construct），法律是力量的行为，是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表述。
法律为谁服务？专家是何人的跑腿喉舌？领袖向谁负责？我们既需说真话的艺术，也要听真话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