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Muse）雜誌編輯總監林沛理先生（亦為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在十二月三十日出版之《亞洲週刊》中撰文〈說真話的藝術〉，評述剛過不久的葛福臨佈道會。林沛理慨歎：「真正令人失望的是葛福臨本人。他在佈道會上二十分鐘的發言，盡是聖經的微言大義，連一句與他個人經歷和領悟有關的肺腑之言也沒有……看著他對聖經不痛不癢的『依書直說』，我突然明白到我們是活在一個宗教熱情耗盡，精神感召失效的犬儒世代（cynical age）。傳教士要說服人，必先說服自己，但葛福臨當天的表現，卻頂多只是一個稱職的誦經人，完全沒有一個佈道家的風範。」（頁56）。
筆者沒有參加佈道大會，自不能對葛福臨的宣講有所指劃，卻從〈說〉文中感受修辭藝術失落的哀悼。按林沛理所言，葛福臨「對聖經不痛不癢地依書直說」，大概是從修辭演說理論的角度論述，講者既沒有自己的風格、氣質、體會、典範（ethos），也未能感染聽眾的情緒感動（pathos），有的只有稿（logos）。故有判語曰：「葛福臨當天的表現，卻頂多只是一個稱職的誦經人，完全沒有一個佈道家的風範。」進而感謂：「然而我們丟失了的卻是說真話的藝術。所謂真話，不一定在客觀上可以證明屬實，而是一些表達我們深信不疑的信念或者感受的真心話。」
林沛理的文章值得教內人士再三閱讀細思。另一方面，教內人士可能以「祂必興旺，我必衰微」、「神的僕人不過是一條管子」、「不見一人，只見耶穌」等講法應對、甚或淡化林的評論。根據上述的邏輯，葛福臨應與任何傳道牧者沒有分別。但無論從大會的財政支出、宣傳、籌劃、營造等看，葛福臨都是不一樣的佈道者。不論教內外人士，寄予期望並不足為奇，甚至是合理和應該的。
筆者不認識林沛理，不能胡亂猜說林對基督教「愛之深、責之切」；但林沛理文字之間流露出對基督教傳道宣講的厚望，這是教內人士應以積極的角度閱讀的原因。事實上，在資訊流通的二十一世紀，教會必須認識其言說的公共性和相應的水平。再說，教會若以向世界宣講為己任，自當認真思考如何向社會言說。
「言說的水平」自可另撰專文，但林沛理文中所言「真話……是表達我們深信不疑的信念和感受的心話」才是值得深思的議題。誠然，要說服人，必先說服自己；但真話仍然需要辯證地思考和琢磨。希特拉的演說很有說服力，顯然他自己被完全地說服了。但無論希特拉的「真話」修辭說得如何有藝術，那還是踐踏人性、操控群眾的謊言。
真話必須辯證地思考求證。因為真話不由一個人／一個群體的言說所充份描述。我們需要說真話的藝術，同時也需要聽真話的智慧。儘管人說自己言說真話，但極可能是自欺欺人。他的意圖並不必然是澄明惕透。
在詮釋學的領域中有所謂的「原意謬誤」（Intentional Fallacy），意即文本的意義不能限制在所謂「原意」的框架之內。驟聽之下不以為然，但仔細想不無道理。試想想音樂、戲劇，不是說「演繹」麼？如果每次都是翻版「原意」，那還有甚麼看頭、味道？以教會群體的聚集說，每次講道研經都是重複原意，那還有甚麼道可講？還需要查經？堅持原意，還得假設歷史是凝固不變的，過去的可以應用在今天，今天重複過去。問題還得挖深一點兒，是誰說的「原意」才算數？究竟那一番才是真話？
以二○一七和二○二○為例吧，那天看電視轉播，官爺一直說《基本法》原意，然後又幾次引述已身故的護法（也是《基本法》草委）的理解為準。我聽了一直納悶，誰決定「《基本法》原意」是甚麼？李柱銘當年不也是草委麼？為甚麼不問問他的意見？怎麼只有某個版本才是真話原意？
早前西區海底隧道又加價了，政府莫能作甚麼，只眼巴巴看著財閥「合法、有依據地」搶錢。何解？殖民地政府時已經簽定的法律允許是也。他們幹的是依法行事，講的是真話。記得紅磡海底隧道多次以疏導塞車理由加價，西隧則以車輛流量少利潤不足加價；不僅法律，就是現象的解釋權也在他們手裡。我想起德里達（J. Derrida）在一九八九年的講演中，以〈法律的力量：權威的神祕基礎〉（“The Force of Law: The My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為題，質疑法律系統制度的基礎。德里達指出，法律的基礎往往並非如想像中理性、公義。憲章不是社會的制約（contract），而是陳構（construct），法律是力量的行為，是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的表述。
法律為誰服務？專家是何人的跑腿喉舌？領袖向誰負責？我們既需說真話的藝術，也要聽真話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