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英谈判引发的信心危机，到六四亲身经历极权统治的可怖；由回归前后代议政制的争拗，到廿三条立法的抗争，信徒在争取民主的道路上已走了二十多年。然而今天，人大明言二○一七可普选特首及最快于二○二○普选立法会议员，有政党更表示将向立法会提案落实二○一七普选特首。有信徒会问：今天的游行，还需要去吗？还需要争取二○一二双普选吗？眼看可行机会微乎其微，还不如实际点，让各方讨价还价作政治协商，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真正的双普选已不错，不用急于一时。
为何会有这种内心挣扎？为何不再有动力争取民主？还是老套的一句：形势已经不同了。从前的中共狞牙利爪，用坦克压碎人民，因恐惧中共我们极力保住香港这仅有的生存空间；现在中共看起来一脸祥和，赠送CEPA与熊猫皆大欢喜，中国大陆更是不容忽视的广大福音禾场。从前亲中派盲目地支持中共，在民主议题上出卖香港，没有多少人喜欢他们；现在建制派则是建设性的，可与中央沟通、能更有效地为港人争取民主。当中共不再面目狰狞，当建制派也争取民主时，我们顿然失去方向。
问题就在「民主=政制=双普选」这方程式上。一讲起民主，大家只想到政制，随后想到普选，然后感到无力讨论，又跟自己具体生活脱离，唯有继续由各阵型的「大佬」跟进。对民主运动狭窄的理解，令我们在新形势下不知所措。然而民主的精神何止体现于议会及政府行政架构？近期发生的几件事，或许能给我们更多的提醒。
二○○六年底举行的教内普选，信徒选举基督新教选委会代表时，是以什么准则来投票？有仔细阅读过候选人的政纲吗？会就整体社会发展方向作思考，才投票给相应的候选人吗？更重要的是，信徒有没有因此深化对普世价值的追求，并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民主精神作信徒的见证？我们有没有这种发问的能力，为香港长远的发展、社会政策的倾斜、贫穷人的境况，也为中国民主发展作更深入的反省和思考？
利东街、天星、皇后码头等的抗争事件，突显出港人对参与式民主的渴求。相比起意义模糊的「集体回忆」，我们听到人民更深切的诉求：参与建设自己生活的地方。我们要参与规划，由天水围到底要商场、街铺，还是大排档、流动小贩；到西九龙文化区要天幕、大酒店，还是博物馆、大草地；乃至香港整个城市要往何处去，我们都想知、都要问。我们要实实在在的参与，而不是高官「出巡」皇后「走访」利东街绝食的May姐，然后意见接受作风依旧。我们要的是与土地深深结连的社区民主，让人民可以负责任地参与规划自己生活的地方。
政府的谘询系统也在变化中。区选中民主派的失利无疑多少反映市民取向，但政府选择性委任，宣告「6+6」原则（即每人不能在超过六个委员会中担任公职，每项公职不能超过六年）已经不再，导致谘询系统无法有效反映民意。此外，酝酿多时的青年议会亦在二○○六年中急煞车，原定五月举行的青年议会选举无疾而终；更有传政府欲将妇女、安老、青年及儿童事务委员会取消，合并成家庭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的消失及参与权的垄断，进一步收窄市民的民主参与。香港民主运动的障碍，岂止没有二○一二双普选那么简单？
讲到青年，有些观察实在不吐不快。论政声音最大的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人，鲜有青年声音。由于拥有较长的剩馀寿命，青年不得不想到更远：「五十年不变」的期票，在这四十年间到底会怎样兑现？在迟早一国一制的情况下（相信应该不会是两国两制吧），在普选的讨论以外，我们应如何争取香港的民主？什至是如何争取中国的民主？现在中国大陆已有党内民主的讨论，维权运动正在各省各市爆发，我们又如何看待祖国同胞的民主运动？对民主的讨论，套用吕大乐在《四代香港人》中的一句：只有青年「最有资格将诉求、主张说清楚」。因此若整个社会真心为香港民主运动着想，请为青年搭建平台及开放的讨论空间，真正尊重年青人的声音，让年青人参与计划将来。
这样看来，民主运动之路既宽阔又漫长，实在需要你我一同努力，建设民主香港和中国。民主从来不应该是空中楼阁，脱离市民具体关心的哲学讨论，又或是很多「大佬」代表我们议论的政治课题，而是道成肉身在日常生活中体现的精神。但作为信徒，我们准备好了吗？套用刚才的分析，教会内部如何体现民主精神？信徒，特别是年青信徒，又能如何参与建设教会及思考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堂会在社区中又扮演什么角色？堂会到底是社区的一分子，关心社区的需要，与街坊连结争取人民规划的权利，扩阔社区民主的空间；抑或堂会只是殖民社区，视社区为「借来的地方」，汲尽社区的好处，聚会后便散去，与街坊不发生任何联系？新世代民主运动对教会的呼唤，就是如何在当下活出民主精神，教会牧养的再不只是四面墙里的信徒，而是整个社区。
于是今天，我们仍然游行和参与祈祷会，可是心里的盼望已经和以前不一样：愿天国降临，愿信徒们在宽阔又漫长的民主路上继续奋斗，为香港新世代民主运动揭开新一页。
（刘剑玲为香港基督徒学生运动执行干事。回应电邮：[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