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英談判引發的信心危機，到六四親身經歷極權統治的可怖；由回歸前後代議政制的爭拗，到廿三條立法的抗爭，信徒在爭取民主的道路上已走了二十多年。然而今天，人大明言二○一七可普選特首及最快於二○二○普選立法會議員，有政黨更表示將向立法會提案落實二○一七普選特首。有信徒會問：今天的遊行，還需要去嗎？還需要爭取二○一二雙普選嗎？眼看可行機會微乎其微，還不如實際點，讓各方討價還價作政治協商，能在有生之年看到真正的雙普選已不錯，不用急於一時。
為何會有這種內心掙扎？為何不再有動力爭取民主？還是老套的一句：形勢已經不同了。從前的中共獰牙利爪，用坦克壓碎人民，因恐懼中共我們極力保住香港這僅有的生存空間；現在中共看起來一臉祥和，贈送CEPA與熊貓皆大歡喜，中國大陸更是不容忽視的廣大福音禾場。從前親中派盲目地支持中共，在民主議題上出賣香港，沒有多少人喜歡他們；現在建制派則是建設性的，可與中央溝通、能更有效地為港人爭取民主。當中共不再面目猙獰，當建制派也爭取民主時，我們頓然失去方向。
問題就在「民主=政制=雙普選」這方程式上。一講起民主，大家只想到政制，隨後想到普選，然後感到無力討論，又跟自己具體生活脫離，唯有繼續由各陣型的「大佬」跟進。對民主運動狹窄的理解，令我們在新形勢下不知所措。然而民主的精神何止體現於議會及政府行政架構？近期發生的幾件事，或許能給我們更多的提醒。
二○○六年底舉行的教內普選，信徒選舉基督新教選委會代表時，是以甚麼準則來投票？有仔細閱讀過候選人的政綱嗎？會就整體社會發展方向作思考，才投票給相應的候選人嗎？更重要的是，信徒有沒有因此深化對普世價值的追求，並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民主精神作信徒的見證？我們有沒有這種發問的能力，為香港長遠的發展、社會政策的傾斜、貧窮人的境況，也為中國民主發展作更深入的反省和思考？
利東街、天星、皇后碼頭等的抗爭事件，突顯出港人對參與式民主的渴求。相比起意義模糊的「集體回憶」，我們聽到人民更深切的訴求：參與建設自己生活的地方。我們要參與規劃，由天水圍到底要商場、街舖，還是大排檔、流動小販；到西九龍文化區要天幕、大酒店，還是博物館、大草地；乃至香港整個城市要往何處去，我們都想知、都要問。我們要實實在在的參與，而不是高官「出巡」皇后「走訪」利東街絕食的May姐，然後意見接受作風依舊。我們要的是與土地深深結連的社區民主，讓人民可以負責任地參與規劃自己生活的地方。
政府的諮詢系統也在變化中。區選中民主派的失利無疑多少反映市民取向，但政府選擇性委任，宣告「6+6」原則（即每人不能在超過六個委員會中擔任公職，每項公職不能超過六年）已經不再，導致諮詢系統無法有效反映民意。此外，醞釀多時的青年議會亦在二○○六年中急煞車，原定五月舉行的青年議會選舉無疾而終；更有傳政府欲將婦女、安老、青年及兒童事務委員會取消，合併成家庭事務委員會。委員會的消失及參與權的壟斷，進一步收窄市民的民主參與。香港民主運動的障礙，豈止沒有二○一二雙普選那麼簡單？
講到青年，有些觀察實在不吐不快。論政聲音最大的都是五、六十歲以上的人，鮮有青年聲音。由於擁有較長的剩餘壽命，青年不得不想到更遠：「五十年不變」的期票，在這四十年間到底會怎樣兌現？在遲早一國一制的情況下（相信應該不會是兩國兩制吧），在普選的討論以外，我們應如何爭取香港的民主？甚至是如何爭取中國的民主？現在中國大陸已有黨內民主的討論，維權運動正在各省各市爆發，我們又如何看待祖國同胞的民主運動？對民主的討論，套用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的一句：只有青年「最有資格將訴求、主張說清楚」。因此若整個社會真心為香港民主運動著想，請為青年搭建平台及開放的討論空間，真正尊重年青人的聲音，讓年青人參與計劃將來。
這樣看來，民主運動之路既寬闊又漫長，實在需要你我一同努力，建設民主香港和中國。民主從來不應該是空中樓閣，脫離市民具體關心的哲學討論，又或是很多「大佬」代表我們議論的政治課題，而是道成肉身在日常生活中體現的精神。但作為信徒，我們準備好了嗎？套用剛才的分析，教會內部如何體現民主精神？信徒，特別是年青信徒，又能如何參與建設教會及思考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堂會在社區中又扮演甚麼角色？堂會到底是社區的一分子，關心社區的需要，與街坊連結爭取人民規劃的權利，擴闊社區民主的空間；抑或堂會只是殖民社區，視社區為「借來的地方」，汲盡社區的好處，聚會後便散去，與街坊不發生任何聯繫？新世代民主運動對教會的呼喚，就是如何在當下活出民主精神，教會牧養的再不只是四面牆裡的信徒，而是整個社區。
於是今天，我們仍然遊行和參與祈禱會，可是心裡的盼望已經和以前不一樣：願天國降臨，願信徒們在寬闊又漫長的民主路上繼續奮鬥，為香港新世代民主運動揭開新一頁。
（劉劍玲為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執行幹事。回應電郵：[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