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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是护理鼻祖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逝世九十七周年纪念，因着许多阻滞，笔者在十天之后，才有机会思考南丁格尔的功绩对现代教会的意义。先此声明，笔者撰写这篇文章的目的，绝对不是要利用南丁格尔的故事，来为现今任何个人、团体、事件作出辩护或者批评。同一历史事件，不同人会观察到不同的历史教训，在这里我无非分享个人的领受。

生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南丁格尔，在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之后，率领几十名护士到英国军方医院照顾伤兵，她每一个晚上都提灯巡视病房，悉心地照顾病人，风雨不改，因此她被誉为「手持灯笼的女士」（The lady with a lamp） 。一八六○年，南丁格尔在圣多马医院创立护士学校，正式奠立了护理教育制度。国际红十字建立的时候，她亦参与谘询。

南丁格尔改革医疗制度的热忱、对受苦者的怜爱，都是深深植根于她的基督教信仰。她曾经说：「生命在乎怎样去发掘上帝在宇宙中的规律，由此我们可以去改变世界，令上帝在地上掌权。」后来她回顾一生时说：「很多年之前我计划将来的时候，我的主意并不是组织一间医院，而是组织一个宗教。」除了推动医疗改革之外，她亦关心宗教改革，她反对英国国教那种男尊女卑的观念，又提倡要为儿童编写简易的圣经。现代神学家韦布（Val Webb）赞扬南丁格尔是保守的维多利亚时代一位「激进的神学家」，套用现代术语，她是不折不扣的女性神学家、解放神学家。

然而，由科学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位地位接近圣女贞德的南丁格尔，曾几何时却蒙上了一些为诟病的污点。南丁格尔不单止认为英国军部医院卫生环境差，而且平民医院亦然，她相信许多病患者本来没有必要在医院中死亡，为了得到科学证据支持她的政治诉求，一八五六年，她跟当时英国一般注册处的统计学者威廉法雷（William Farr）结为盟友，威廉法雷因着职业之便，掌握了英国人生老病死等各方面的数据。一八六三年，南丁格尔根据法雷的资料着书立说，指出了医院卫生的危机，要求政府正视。但是，「南丁格尔——威廉法雷同盟」，却饱受当时及后世之论者批评。

威廉法雷被誉为「现代流行病学之父」，一生致力于运用统计数字追查病源和改善国民健康，现在的「国际疾病分类法」（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是以法雷的方法为基础。一位是护士之母，一位则是流行病学之父，这两位历史伟人的同盟岂不是天造地设之配搭吗？再加上这场社会改革之动力是出自悲天悯人的基督教信仰，这样还有什么可以出错呢？

问题在于：法雷计算英国医院死亡率的方法，是将一间医院一年以来的死亡人数，除以那间医院在一天之内的住院人数，现在任何读过基本统计学的学生，都知道分子和分母的时间不对称。南丁格尔根据法雷的统计报告，宣称英国二十四间医院的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伦敦一位名叫布里斯托（John Bristowe）的医生，质疑南丁格尔和威廉法雷的动机与人格，他批评二人有意误导群众，散播没有事实根据的所谓危机。二十世纪一位医学研究者亦作出类似评价：二人怀抱着宗教般的热情，将科学当成是肯定的证据，目的是推动自己的政治议程，但南丁格尔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统计数字。

此外，以现代眼光来看，南丁格尔的医学理论并不正确，那时候许多医生都相信细菌是疾病传播的元凶，但南丁格尔并不相信细菌理论，她认为混浊的空气才是疾病的成因，所以她致力于改善医院的通风系统，而轻视杀菌消毒这些预防措施。

无论如何，整体来说，南丁格尔与威廉法雷都是瑕不掩瑜。尽管南丁格尔的信念是基于错误的医学理论，尽管他们夸大了英国医院的死亡率，但是在他们奔走之下，英国医院的卫生环境确实得到改善，他们什至推动了全世界的医疗改革。请读者不要误会，我并不是借这段历史来暗示：只要信仰纯正、动机正确，就可以扭曲统计数字、就可以不尊重科学精神。以人道主义的眼光来看，南丁格尔与威廉法雷都是云彩般的美好见证；但由科学历史的观点来衡量，他们的那次行动却成为科学进步的绊脚石。

最理想的社会关怀，当然是信仰纯正、动机良好、方法正确、数据可靠。但这又谈何容易呢？我敢保证：一百年之后人家翻查余创豪的统计学报告，一定可以找出许多错误。那么，是否我们必须等待所有研究调查水落石出之际，才可以从事社会关怀呢？这当然亦不切实际。我们能够做到的，顶多是严格要求自己小心谨慎，而且总要留下一个自己出错的可能性。笔者还一个天真的想法：一片乌云会镀上银边，倾盆大雨之后会出现七色彩虹，慈悲的天父可以由软弱人类的错误之中，转化出美善的东西。南丁格尔与威廉法雷曾经失误，但他们背后的上帝却永不失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7.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