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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三日是護理鼻祖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逝世九十七週年紀念，因著許多阻滯，筆者在十天之後，才有機會思考南丁格爾的功績對現代教會的意義。先此聲明，筆者撰寫這篇文章的目的，絕對不是要利用南丁格爾的故事，來為現今任何個人、團體、事件作出辯護或者批評。同一歷史事件，不同人會觀察到不同的歷史教訓，在這裡我無非分享個人的領受。

生於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人南丁格爾，在克里米亞戰爭爆發之後，率領幾十名護士到英國軍方醫院照顧傷兵，她每一個晚上都提燈巡視病房，悉心地照顧病人，風雨不改，因此她被譽為「手持燈籠的女士」（The lady with a lamp） 。一八六○年，南丁格爾在聖多馬醫院創立護士學校，正式奠立了護理教育制度。國際紅十字建立的時候，她亦參與諮詢。

南丁格爾改革醫療制度的熱忱、對受苦者的憐愛，都是深深植根於她的基督教信仰。她曾經說：「生命在乎怎樣去發掘上帝在宇宙中的規律，由此我們可以去改變世界，令上帝在地上掌權。」後來她回顧一生時說：「很多年之前我計劃將來的時候，我的主意並不是組織一間醫院，而是組織一個宗教。」除了推動醫療改革之外，她亦關心宗教改革，她反對英國國教那種男尊女卑的觀念，又提倡要為兒童編寫簡易的聖經。現代神學家韋布（Val Webb）讚揚南丁格爾是保守的維多利亞時代一位「激進的神學家」，套用現代術語，她是不折不扣的女性神學家、解放神學家。

然而，由科學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位地位接近聖女貞德的南丁格爾，曾幾何時卻蒙上了一些為詬病的污點。南丁格爾不單止認為英國軍部醫院衛生環境差，而且平民醫院亦然，她相信許多病患者本來沒有必要在醫院中死亡，為了得到科學證據支持她的政治訴求，一八五六年，她跟當時英國一般註冊處的統計學者威廉法雷（William Farr）結為盟友，威廉法雷因著職業之便，掌握了英國人生老病死等各方面的數據。一八六三年，南丁格爾根據法雷的資料著書立說，指出了醫院衛生的危機，要求政府正視。但是，「南丁格爾——威廉法雷同盟」，卻飽受當時及後世之論者批評。

威廉法雷被譽為「現代流行病學之父」，一生致力於運用統計數字追查病源和改善國民健康，現在的「國際疾病分類法」（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是以法雷的方法為基礎。一位是護士之母，一位則是流行病學之父，這兩位歷史偉人的同盟豈不是天造地設之配搭嗎？再加上這場社會改革之動力是出自悲天憫人的基督教信仰，這樣還有甚麼可以出錯呢？

問題在於：法雷計算英國醫院死亡率的方法，是將一間醫院一年以來的死亡人數，除以那間醫院在一天之內的住院人數，現在任何讀過基本統計學的學生，都知道分子和分母的時間不對稱。南丁格爾根據法雷的統計報告，宣稱英國二十四間醫院的死亡率高達百分之九十。倫敦一位名叫布里斯托（John Bristowe）的醫生，質疑南丁格爾和威廉法雷的動機與人格，他批評二人有意誤導群眾，散播沒有事實根據的所謂危機。二十世紀一位醫學研究者亦作出類似評價：二人懷抱著宗教般的熱情，將科學當成是肯定的證據，目的是推動自己的政治議程，但南丁格爾只選擇對自己有利的統計數字。

此外，以現代眼光來看，南丁格爾的醫學理論並不正確，那時候許多醫生都相信細菌是疾病傳播的元兇，但南丁格爾並不相信細菌理論，她認為混濁的空氣才是疾病的成因，所以她致力於改善醫院的通風系統，而輕視殺菌消毒這些預防措施。

無論如何，整體來說，南丁格爾與威廉法雷都是瑕不掩瑜。儘管南丁格爾的信念是基於錯誤的醫學理論，儘管他們誇大了英國醫院的死亡率，但是在他們奔走之下，英國醫院的衛生環境確實得到改善，他們甚至推動了全世界的醫療改革。請讀者不要誤會，我並不是借這段歷史來暗示：只要信仰純正、動機正確，就可以扭曲統計數字、就可以不尊重科學精神。以人道主義的眼光來看，南丁格爾與威廉法雷都是雲彩般的美好見證；但由科學歷史的觀點來衡量，他們的那次行動卻成為科學進步的絆腳石。

最理想的社會關懷，當然是信仰純正、動機良好、方法正確、數據可靠。但這又談何容易呢？我敢保證：一百年之後人家翻查余創豪的統計學報告，一定可以找出許多錯誤。那麼，是否我們必須等待所有研究調查水落石出之際，才可以從事社會關懷呢？這當然亦不切實際。我們能夠做到的，頂多是嚴格要求自己小心謹慎，而且總要留下一個自己出錯的可能性。筆者還一個天真的想法：一片烏雲會鍍上銀邊，傾盆大雨之後會出現七色彩虹，慈悲的天父可以由軟弱人類的錯誤之中，轉化出美善的東西。南丁格爾與威廉法雷曾經失誤，但他們背後的上帝卻永不失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7.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