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有普选？为什么要每人手握相同份量的选票？平等普选会否导致大多数人的暴政？精英会否较一般民众更懂得多政治判断？一连串问题或许都曾略过在你我的脑海里，也是政治学和哲学的教学好材料。《政制发展绿皮书》出炉后，借着政制讨论的机会，我们正好重温各方的论证，澄清一些人们对民主政制的误解和问题，帮助我们找寻更好的政制方案。
现代民主政制在西方是经过好些年的演变才发展至现今的状态。在漫长的演变中，一阶段的民主政制往往和另一阶段的有所不同，什至互相牴触，「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比方说，我们习惯说二千多年前的雅典城邦是第一个民主政体。但以今天的普选标准来说，雅典根本不能算有民主，因为雅典城内有很多人不能投票（例如妇女和奴隶）。而雅典人往往是为了一些公共政策而选举投票，亦与后世的代议政制（就是由民众选出代表，然后由这些代表议政执政） 有所不同。由古到今，人们不断为民主政制加添新的元素以补旧有的缺失，可以说，民主是一个不断变动的概念。
这些变动对我们理解民主的好坏关系至大。与古希腊城邦的民主相比，现代民主制度至少加添了几种元素：平等的普选、共和体制、代议政制等。普选其实不像人们所以为那样有着长久的历史。即使是「民主老大哥」（自封的？）的美国，其实也是在上世纪中期才算拥有比较完全的平等普选制度（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美国的妇女和黑人等等全都不能投票）。所谓的共和体制，主要是指保障诸如权力制衡、依法治国、个人自由等等理念的政治运作。一般的共和制度都是代议政制，而普选的目的多数为了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虽然有时公民也会直接投票以决定一些公共政策。把这些元素通通加起来，才能拼凑出现代民主政制的一些必要的图案。
不明白这些现代民主政制的内容，很容易会在讨论民主问题时顾此失彼，又或者张冠李戴。例如有些人会以为一些西方的大哲学家，如柏拉图、康德、什至卢梭等人，都是反对民主政治的。这样的见解不是完全错误，但却很容易过份诠释他们的主张，以为可以用他们的话反对现代民主政制。如柏拉图说民主会带来「暴民政治」，但他说的可是希腊城邦那种民主政治，不是现今代议式的普选民主政治。和柏拉图相反，卢梭反对的是代议政制，但他却是大力支持直接民主的 ；也因此，他认为只有小国寡民才是理想状态，因为国家太大或人口众多都不利推行直接民主。这些大哲思想固然各有洞见可供我们参考，但以为他们都是站在民主对立面的旗手，恐怕是过份流于表面或者是一厢情愿吧了。
把讨论拉回香港政制发展，这些民主政制的常识可以帮助我们釐清一个普选的问题：为什么要有平等的普选权利，而不是实行精英制度或功能组别诸如此类的选举办法。普选会导致多数人的专政吗？逻辑上是有这样的机会，但实际上，现代的民主政体都有为着防止各种专政而设计的制度。在现代民主政体的设计中，平等的普选是为了实现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赋权利，也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在社会的共同决策（collective decision）中有机会作不同程度的参与，而且不会完全被他人所忽略。与其他各式的精英制度、功能制度等不平等选举相比，平等的普选似乎是更合理的和更可行的做法。其他的做法，不论是令得有些人没有投票权，又或者是有些人有多些投票权，都很难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有不同的选举权力。比如说精英制度，精英可以比普通人投更多票，但怎样才算是精英呢？如果以学历为标准，为什么我们要认为一个（比方说）念科学的人比起一个没有大学学位的亿万富翁更懂得如何投票？至于功能制度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些职业会比起另一些职业可以有更多的选举权？而且，在这些不平等的选举背后，我们还要问，这样的不平等选举如何能体现人人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一连串的问题，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不平等选举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进深一层地说，平等普选以外，民主制度还应有其他元素加以结合，相互补足。像代议政制，既是为了解决地大人多的国家或社会难以进行直接民主的现实，也有防止大多数人专政的作用（因为代议士可透过协商、辩论、宣传等等，改变其他议士和大众的看法和取向）。另外，现代各国的政治体制其实都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制衡，如横向式的立法机关制衡行政机关，纵向式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布等等。事实上，现代民主制度并非要求每事都由普选解决的。一般的普选，主要是为了选出立法机关的议员和行政机关的首脑。但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要求普选法官（因为法律有其专业性），也不会要求普选各部门的首长（选择部门首长应该是行政首长的权力）。在重重的权力制衡设计下，多数人专政这坏情况或可因此消弭。
这样也解决了有些人的疑问：为什么政治不是由专业人士把关，而是以大众的决定作准呢？像柏拉图便认为，有病要看医生，诉讼需要找律师一样，政治问题应交由政治家解决。然而，不论是看医生或请律师，最终治病或诉讼的决定权其实都在我们自己手上。同理，政治的专业问题由专业人士（代议士、政府官员、法官、政治学者等等）负责，但平等普选才能让我们取得决定权。
最后，有一点可能是与泛民主派的思想相违的是，在现代民主政制的权力制衡设计中，中央政府能约束地方政府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当然，在一国两制的设计下，中央政府对香港应有多少制衡是有很多细节需要讨论的。问题或许是出在中国政府本身并非是民主政府，而非政制设计上中央政府应对香港有什么约束。概言之，单就原则而言，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权力有所制衡，其实并没有违背一般现代民主政制的设计和运作。
当然，我不能说现代民主政制已达完美境界（有没有这种境界恐怕也是个谜），而且民主政制也有其多元性，在不同地方会有不同的变化。但在找寻适合香港的政制的时候，这些基本的政制常识可以帮助我们更易了解各方提议的独特睿见或基本漏洞。
（作者为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哲学系博士生，研究範围为政治哲学。）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快拍，2007.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