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要有普選？為甚麼要每人手握相同份量的選票？平等普選會否導致大多數人的暴政？精英會否較一般民眾更懂得多政治判斷？一連串問題或許都曾略過在你我的腦海裡，也是政治學和哲學的教學好材料。《政制發展綠皮書》出爐後，藉著政制討論的機會，我們正好重溫各方的論證，澄清一些人們對民主政制的誤解和問題，幫助我們找尋更好的政制方案。
現代民主政制在西方是經過好些年的演變才發展至現今的狀態。在漫長的演變中，一階段的民主政制往往和另一階段的有所不同，甚至互相牴觸，「今日之我打倒昨日之我」。比方說，我們習慣說二千多年前的雅典城邦是第一個民主政體。但以今天的普選標準來說，雅典根本不能算有民主，因為雅典城內有很多人不能投票（例如婦女和奴隸）。而雅典人往往是為了一些公共政策而選舉投票，亦與後世的代議政制（就是由民眾選出代表，然後由這些代表議政執政） 有所不同。由古到今，人們不斷為民主政制加添新的元素以補舊有的缺失，可以說，民主是一個不斷變動的概念。
這些變動對我們理解民主的好壞關係至大。與古希臘城邦的民主相比，現代民主制度至少加添了幾種元素：平等的普選、共和體制、代議政制等。普選其實不像人們所以為那樣有著長久的歷史。即使是「民主老大哥」（自封的？）的美國，其實也是在上世紀中期才算擁有比較完全的平等普選制度（有一段很長的時間，美國的婦女和黑人等等全都不能投票）。所謂的共和體制，主要是指保障諸如權力制衡、依法治國、個人自由等等理念的政治運作。一般的共和制度都是代議政制，而普選的目的多數為了選舉自己的政治代表，雖然有時公民也會直接投票以決定一些公共政策。把這些元素通通加起來，才能拼湊出現代民主政制的一些必要的圖案。
不明白這些現代民主政制的內容，很容易會在討論民主問題時顧此失彼，又或者張冠李戴。例如有些人會以為一些西方的大哲學家，如柏拉圖、康德、甚至盧梭等人，都是反對民主政治的。這樣的見解不是完全錯誤，但卻很容易過份詮釋他們的主張，以為可以用他們的話反對現代民主政制。如柏拉圖說民主會帶來「暴民政治」，但他說的可是希臘城邦那種民主政治，不是現今代議式的普選民主政治。和柏拉圖相反，盧梭反對的是代議政制，但他卻是大力支持直接民主的 ；也因此，他認為只有小國寡民才是理想狀態，因為國家太大或人口眾多都不利推行直接民主。這些大哲思想固然各有洞見可供我們參考，但以為他們都是站在民主對立面的旗手，恐怕是過份流於表面或者是一廂情願吧了。
把討論拉回香港政制發展，這些民主政制的常識可以幫助我們釐清一個普選的問題：為甚麼要有平等的普選權利，而不是實行精英制度或功能組別諸如此類的選舉辦法。普選會導致多數人的專政嗎？邏輯上是有這樣的機會，但實際上，現代的民主政體都有為著防止各種專政而設計的制度。在現代民主政體的設計中，平等的普選是為了實現人人生而平等的天賦權利，也是為了讓每個人都能在社會的共同決策（collective decision）中有機會作不同程度的參與，而且不會完全被他人所忽略。與其他各式的精英制度、功能制度等不平等選舉相比，平等的普選似乎是更合理的和更可行的做法。其他的做法，不論是令得有些人沒有投票權，又或者是有些人有多些投票權，都很難解釋為甚麼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有不同的選舉權力。比如說精英制度，精英可以比普通人投更多票，但怎樣才算是精英呢？如果以學歷為標準，為甚麼我們要認為一個（比方說）唸科學的人比起一個沒有大學學位的億萬富翁更懂得如何投票？至於功能制度也有同樣的問題，就是為甚麼有些職業會比起另一些職業可以有更多的選舉權？而且，在這些不平等的選舉背後，我們還要問，這樣的不平等選舉如何能體現人人有平等的政治權利？一連串的問題，讓我們不得不懷疑不平等選舉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進深一層地說，平等普選以外，民主制度還應有其他元素加以結合，相互補足。像代議政制，既是為了解決地大人多的國家或社會難以進行直接民主的現實，也有防止大多數人專政的作用（因為代議士可透過協商、辯論、宣傳等等，改變其他議士和大眾的看法和取向）。另外，現代各國的政治體制其實都有不同程度的權力制衡，如橫向式的立法機關制衡行政機關，縱向式的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權力分佈等等。事實上，現代民主制度並非要求每事都由普選解決的。一般的普選，主要是為了選出立法機關的議員和行政機關的首腦。但一般情況下我們不會要求普選法官（因為法律有其專業性），也不會要求普選各部門的首長（選擇部門首長應該是行政首長的權力）。在重重的權力制衡設計下，多數人專政這壞情況或可因此消弭。
這樣也解決了有些人的疑問：為甚麼政治不是由專業人士把關，而是以大眾的決定作準呢？像柏拉圖便認為，有病要看醫生，訴訟需要找律師一樣，政治問題應交由政治家解決。然而，不論是看醫生或請律師，最終治病或訴訟的決定權其實都在我們自己手上。同理，政治的專業問題由專業人士（代議士、政府官員、法官、政治學者等等）負責，但平等普選才能讓我們取得決定權。
最後，有一點可能是與泛民主派的思想相違的是，在現代民主政制的權力制衡設計中，中央政府能約束地方政府其實是很正常的事情。當然，在一國兩制的設計下，中央政府對香港應有多少制衡是有很多細節需要討論的。問題或許是出在中國政府本身並非是民主政府，而非政制設計上中央政府應對香港有甚麼約束。概言之，單就原則而言，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權力有所制衡，其實並沒有違背一般現代民主政制的設計和運作。
當然，我不能說現代民主政制已達完美境界（有沒有這種境界恐怕也是個謎），而且民主政制也有其多元性，在不同地方會有不同的變化。但在找尋適合香港的政制的時候，這些基本的政制常識可以幫助我們更易了解各方提議的獨特睿見或基本漏洞。
（作者為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哲學系博士生，研究範圍為政治哲學。）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快拍，2007.9.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