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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於终审法院於二月底「澄清」判词，不少法律界人士均感到遗憾，认为那一天是香港法治黑暗的一天。事实上，民意调查显示，港人在无证儿童裁决风波後，对北京政府治港政策的满意程度跌了一半，只剩约四成，是九七回归以来最低的。 然而吊诡的是，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港人均不接受终审法院有关无证儿童的判决，认为大量港人内地子女来港会分薄香港资源。不少港人亦接受不了裁决容许港人国内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居港权利。到底常以法治自豪的港人心目中，法治是用来伸张公义，还是纯粹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法律概念跟社会大众想法的冲突，正反映了普遍港人的思维跟法律背後那种人人平等的精神还有好一段距离。但更令人忧虑的，是日後大批新移民来港时，港人会否更为排外？族群矛盾会否恶化？作为神的子民，香港教会群体又如何可以使人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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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法院有关港人内地子女居港权的裁决，不单触发了宪制风波，更揭示了港人心底的排外心态。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吕大乐博士认为，日後大量新移民所带来的社会资源压力尚可以解决；他最担心经济条件较差，最受经济低迷影响的港人，会对新移民产生仇恨情绪，届时问题将难以解决。
有用才是香港人？
在二月廿五日由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等前线群体所举办的讲座上，吕大乐分析这种排外心态。他说，港人其实长期有排外的倾向，但以今次的排外情绪最为浓烈。上一次港人产生排外情绪的日子是在七十年代，当时香港经济不佳，却在很短时间内有五十万新移民来港，只不过当时制造业工资高涨，劳动市场倏然增加了几十万人有利香港经济，港人才不出声。但今次港人既认为这批新移民是一种威胁，又质疑他们是否有用，加上香港经济低迷下，本地低下阶层深恐这批新移民会抢饭碗，所以排外情绪特别浓烈。
吕大乐指出，长期以来，香港人都排斥那些影响自己利益的新来港人士，分别只在於若那人有用，排斥程度就不那麽高；而近期社会某些圈子已在讨论应该选拔哪些有用的人来港。但他质疑，港人以这样的准则去对待新移民时，自己又是否愿意受同样的对待。
「是否因为人家没用，就叫人不要在自己附近生活？若有一天香港社会不需要大专讲师，我是否就要离开香港？」
香港人不愿面对问题
此外吕大乐认为，这次港人内地子女的居港权问题正正挑中港人心中的矛盾。他说，一方面港人一直认为香港是全中国法治最好和最开放的社会；但另一方面，《基本法》对港人外地子女居港权的安排，原本就是为了特别照顾一批当时想移民海外的港人的利益。到港人在国内的子女要求同等权利时，就不得要领，或是以配额或其他行政手段，将问题拖延压抑。他质疑这是否公道。
吕大乐说，若容许大量新移民来港，香港的确要面对很多後果。但问题是香港人到底是已预料问题发生而正面面对，还是扭曲精神而将问题压抑？他担心目前最受经济低迷影响、最没安全感的低下阶层市民，会对新来港人士产生仇恨心态。他说，据外国经验，若社会面对同样情况，在民粹政客的煽动下，可能早已出现极右仇外情绪以至发生种族械斗。
吕大乐认为，若香港那些可以调配资源的政治领袖能站出来，说愿意调动资源应付教育、房屋和社会福利方面的问题，并说服群众共同承担责任，对防止问题恶化会有所帮助。
排外情绪话因由
今次终审判决引起社会沸沸腾腾的回响，以负面的反应居多，矛头指向「抢薄」香港各项资源的新来港人士。柴湾浸信会主任牧师朱耀明对本报说，现实充分显示社会存在阶层仇恨和积怨。追溯这种排外情绪，他认为这是香港长久以经济挂帅，加上特区政府处理手法不当的结果。
香港过去一直只着眼於经济发展，在纯商业社会的塑造下，大多数人只顾自己的既得利益，少理他人的实际需要，失落了群体精神，对社会亦没有责任感。朱耀明说，对比四九及六七年香港经历两次难民潮的反应，今天香港人缺少了对人的怜悯心肠。他指出，昔日处境纵然困难，但大家仍积极想办去安顿和帮助来港的难民；可是，现在的港人只想到如何巩固自己的利益，这正是社会畸型发展的结果。朱耀明感叹，香港社会首要的不是复兴经济，而是更新道德文化。
排外情绪的直接诱因，朱耀明相信政府的处理手法责无旁贷。他强烈批评政府缺乏承担没有魄力，未有持积极的态度去面对问题，反而刻意以消极的讯息，抹黑的手段去造成市民的恐慌，社会的分化。他说，政府的综援养懒人言论是一例，及至终审庭判决後，在未有实质数据前，便已高调发表来港人数如何多，各项社会资源分配如何受到影响等等消极预计，不单制造理由去打击新来港人士，复令港人产生恐慌及排外情绪。
「政府应带头讲积极的讯息，表现对贫穷人的承担，但她却由头到尾蓄意抹黑这些人，一手造成分化。不要忘记他们也是中国同胞，这种手段实在比殖民政府更卑污！」
教会的中间融和角色
既服事香港基层又回应新来港人士需要的工业福音团契，总干事余妙云感到香港社会处於一种沈郁的气氛，弥漫着负面情绪。她对本报表示，这种感受多由社会不时传来负面的讯息造成：涌入大量新民，分薄教育福利资源……。一下子大家都被这些可能出现的图画吓怕，於是矛头直指新民，令阶层分化也更形加剧。
因着与基层人士及新民的接触，余妙云对两者的感受颇能体会。她说，基层人士对终审判决的确有牢骚，一方面是怕大批内地人突然涌入，分薄资源之馀又造成社会混乱；另一方面是因新来港人士寻找的工种与他们相近，形成就业竞争，间接拉低了工资，影响生活质素。在心态上会对新民产生抗拒。
不过，余妙云表示，基层人士却认同父母有居港权的婚生子女，应该有权来港，但合理的安排是必须按步就班。反而对非婚生子女的居港权，他们则大多不能接受。至於新来港人士对判决当然表示高兴，因为权利得直，一家团聚有望，只是对实际生活如住居问题等却少有计划。
作为中间人的工福，当然不辞负起融和两者角色。余妙云说，工福有透过拍制新来港人士的录影带、出版小册子等等，藉此让人认识他们的处境，宣扬共融的讯息。在实际的处境中，当工福安排一些新来港人士加入以基层人士为主的小组时，会先做教导工作，去疏导小组成员心中的一点点抗拒心态，既从圣经的教导入手，又带出新民并非问题制造者，他们亦是受伤害的一群。
谁可仗义执言？
在社会一片怨声中，作为信仰群体，朱耀明认为教会必须承担起她独特的角色，公开表达社会需要爱心宽容和接纳。他相信难以靠政党仗义发言，因为有逆民众情绪的言论会影响未来的选票，在政治利益考虑下，政党不会立场鲜明地为此表态。故此，有自己理念和原则却没有政治利益的教会群体，此时此刻不该闭口不言，应透过不同渠道表达看法和关注。
教会圈子就这个议题似乎少有发言，余妙云指出，耶稣所处的时代亦是问题多多，同样充满怨恨、自私和混乱，但他传讲的仍是爱邻舍，让饿者得饱，危难者得帮助的仁爱信息。她相信这正是今天教会要学效的榜样，不仅公开传讲，并且实际地提供资源如地方人手等，去帮助新民融入社会。
具体而言，朱耀明认为教会可以藉联署宣言，向全港强烈呼吁共同建立和谐、仁爱、彼此接纳扶持的社会。各区的教会也可以藉聚会或社区服务、教育工作，将宽容接纳的信息不断宣讲。他说柴浸稍後会以建议书向政府进言，要求政府以积极的态度去帮助贫穷人。而余妙云亦表示，由深水埗区教会及机构组成的「深水埗区新来港人士宣教关注小组」，也希望可以联同教会发表联署，对事件作回应。
朱耀明建议教牧同工或压力团体，大可就今次社会事件，约见政策局官员反映意见。「政府不是没有能力去应付，只是缺乏承担精神和魄力。香港人纵然受到影响，但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只在乎我们是否肯同心协力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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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夫所指」的生活——何喜华
在经济负增长的压力下，终审法院的裁决似乎挑起了港人在经济不景下的怨气。一直为无证儿童官司奔走的何喜华，相信会对这些怨愤情绪印象特别深刻。 社区组织协会主任何喜华在二月廿五日的座谈会上透露，自从终审法院宣判无证儿童胜诉後，天天都有人对他指摘漫骂，无论是致电电台节目的听众、街头小贩，以至高级酒店的餐厅顾客，都是如此，压力着实不轻，情绪也受影响。 何喜华说，其实他过去十多年处理每一个个案，都会被人批评，但今次的来势明显比过往的都厉害。譬如有一次他只是在一间餐厅饮饮啤酒，也招来邻座的指摘：「这算是甚麽社工？为甚麽你饮啤酒？」 另外一次他跟一班记者朋友在尖沙咀共膳，隔邻一围貌似黑道中人的彪形大汉更对他拍檯敲櫈，杀声震天，就只欠未真箇动手敲破玻璃樽指向他。 何喜华认为，这次判决的确挑起港人矛盾，「我们既要人对我们公平，但我们又对人不公平」。不过何喜华并不想怪那些指骂他的市民。他说，他们每天都在失业和收入减少的威胁下过活，生活压力很大，他们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他们事实上是自私，亦不想反斥他们。问题是如何可以改变他们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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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一期，一九九九年三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