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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終審法院於二月底「澄清」判詞，不少法律界人士均感到遺憾，認為那一天是香港法治黑暗的一天。事實上，民意調查顯示，港人在無證兒童裁決風波後，對北京政府治港政策的滿意程度跌了一半，只剩約四成，是九七回歸以來最低的。 然而弔詭的是，另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港人均不接受終審法院有關無證兒童的判決，認為大量港人內地子女來港會分薄香港資源。不少港人亦接受不了裁決容許港人國內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居港權利。到底常以法治自豪的港人心目中，法治是用來伸張公義，還是純粹用來維護自己的利益？ 法律概念跟社會大眾想法的衝突，正反映了普遍港人的思維跟法律背後那種人人平等的精神還有好一段距離。但更令人憂慮的，是日後大批新移民來港時，港人會否更為排外？族群矛盾會否惡化？作為神的子民，香港教會群體又如何可以使人和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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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有關港人內地子女居港權的裁決，不單觸發了憲制風波，更揭示了港人心底的排外心態。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呂大樂博士認為，日後大量新移民所帶來的社會資源壓力尚可以解決；他最擔心經濟條件較差，最受經濟低迷影響的港人，會對新移民產生仇恨情緒，屆時問題將難以解決。
有用才是香港人？
在二月廿五日由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等前線群體所舉辦的講座上，呂大樂分析這種排外心態。他說，港人其實長期有排外的傾向，但以今次的排外情緒最為濃烈。上一次港人產生排外情緒的日子是在七十年代，當時香港經濟不佳，卻在很短時間內有五十萬新移民來港，只不過當時製造業工資高漲，勞動市場倏然增加了幾十萬人有利香港經濟，港人才不出聲。但今次港人既認為這批新移民是一種威脅，又質疑他們是否有用，加上香港經濟低迷下，本地低下階層深恐這批新移民會搶飯碗，所以排外情緒特別濃烈。
呂大樂指出，長期以來，香港人都排斥那些影響自己利益的新來港人士，分別只在於若那人有用，排斥程度就不那麼高；而近期社會某些圈子已在討論應該選拔哪些有用的人來港。但他質疑，港人以這樣的準則去對待新移民時，自己又是否願意受同樣的對待。
「是否因為人家沒用，就叫人不要在自己附近生活？若有一天香港社會不需要大專講師，我是否就要離開香港？」
香港人不願面對問題
此外呂大樂認為，這次港人內地子女的居港權問題正正挑中港人心中的矛盾。他說，一方面港人一直認為香港是全中國法治最好和最開放的社會；但另一方面，《基本法》對港人外地子女居港權的安排，原本就是為了特別照顧一批當時想移民海外的港人的利益。到港人在國內的子女要求同等權利時，就不得要領，或是以配額或其他行政手段，將問題拖延壓抑。他質疑這是否公道。
呂大樂說，若容許大量新移民來港，香港的確要面對很多後果。但問題是香港人到底是已預料問題發生而正面面對，還是扭曲精神而將問題壓抑？他擔心目前最受經濟低迷影響、最沒安全感的低下階層市民，會對新來港人士產生仇恨心態。他說，據外國經驗，若社會面對同樣情況，在民粹政客的煽動下，可能早已出現極右仇外情緒以至發生種族械鬥。
呂大樂認為，若香港那些可以調配資源的政治領袖能站出來，說願意調動資源應付教育、房屋和社會福利方面的問題，並說服群眾共同承擔責任，對防止問題惡化會有所幫助。
排外情緒話因由
今次終審判決引起社會沸沸騰騰的回響，以負面的反應居多，矛頭指向「搶薄」香港各項資源的新來港人士。柴灣浸信會主任牧師朱耀明對本報說，現實充分顯示社會存在階層仇恨和積怨。追溯這種排外情緒，他認為這是香港長久以經濟掛帥，加上特區政府處理手法不當的結果。
香港過去一直只著眼於經濟發展，在純商業社會的塑造下，大多數人只顧自己的既得利益，少理他人的實際需要，失落了群體精神，對社會亦沒有責任感。朱耀明說，對比四九及六七年香港經歷兩次難民潮的反應，今天香港人缺少了對人的憐憫心腸。他指出，昔日處境縱然困難，但大家仍積極想辦去安頓和幫助來港的難民；可是，現在的港人只想到如何鞏固自己的利益，這正是社會畸型發展的結果。朱耀明感歎，香港社會首要的不是復興經濟，而是更新道德文化。
排外情緒的直接誘因，朱耀明相信政府的處理手法責無旁貸。他強烈批評政府缺乏承擔沒有魄力，未有持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問題，反而刻意以消極的訊息，抹黑的手段去造成市民的恐慌，社會的分化。他說，政府的綜援養懶人言論是一例，及至終審庭判決後，在未有實質數據前，便已高調發表來港人數如何多，各項社會資源分配如何受到影響等等消極預計，不單製造理由去打擊新來港人士，復令港人產生恐慌及排外情緒。
「政府應帶頭講積極的訊息，表現對貧窮人的承擔，但她卻由頭到尾蓄意抹黑這些人，一手造成分化。不要忘記他們也是中國同胞，這種手段實在比殖民政府更卑污！」
教會的中間融和角色
既服事香港基層又回應新來港人士需要的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余妙雲感到香港社會處於一種沈鬱的氣氛，瀰漫著負面情緒。她對本報表示，這種感受多由社會不時傳來負面的訊息造成：湧入大量新民，分薄教育福利資源……。一下子大家都被這些可能出現的圖畫嚇怕，於是矛頭直指新民，令階層分化也更形加劇。
因著與基層人士及新民的接觸，余妙雲對兩者的感受頗能體會。她說，基層人士對終審判決的確有牢騷，一方面是怕大批內地人突然湧入，分薄資源之餘又造成社會混亂；另一方面是因新來港人士尋找的工種與他們相近，形成就業競爭，間接拉低了工資，影響生活質素。在心態上會對新民產生抗拒。
不過，余妙雲表示，基層人士卻認同父母有居港權的婚生子女，應該有權來港，但合理的安排是必須按步就班。反而對非婚生子女的居港權，他們則大多不能接受。至於新來港人士對判決當然表示高興，因為權利得直，一家團聚有望，只是對實際生活如住居問題等卻少有計劃。
作為中間人的工福，當然不辭負起融和兩者角色。余妙雲說，工福有透過拍製新來港人士的錄影帶、出版小冊子等等，藉此讓人認識他們的處境，宣揚共融的訊息。在實際的處境中，當工福安排一些新來港人士加入以基層人士為主的小組時，會先做教導工作，去疏導小組成員心中的一點點抗拒心態，既從聖經的教導入手，又帶出新民並非問題製造者，他們亦是受傷害的一群。
誰可仗義執言？
在社會一片怨聲中，作為信仰群體，朱耀明認為教會必須承擔起她獨特的角色，公開表達社會需要愛心寬容和接納。他相信難以靠政黨仗義發言，因為有逆民眾情緒的言論會影響未來的選票，在政治利益考慮下，政黨不會立場鮮明地為此表態。故此，有自己理念和原則卻沒有政治利益的教會群體，此時此刻不該閉口不言，應透過不同渠道表達看法和關注。
教會圈子就這個議題似乎少有發言，余妙雲指出，耶穌所處的時代亦是問題多多，同樣充滿怨恨、自私和混亂，但祂傳講的仍是愛鄰舍，讓餓者得飽，危難者得幫助的仁愛信息。她相信這正是今天教會要學效的榜樣，不僅公開傳講，並且實際地提供資源如地方人手等，去幫助新民融入社會。
具體而言，朱耀明認為教會可以藉聯署宣言，向全港強烈呼籲共同建立和諧、仁愛、彼此接納扶持的社會。各區的教會也可以藉聚會或社區服務、教育工作，將寬容接納的信息不斷宣講。他說柴浸稍後會以建議書向政府進言，要求政府以積極的態度去幫助貧窮人。而余妙雲亦表示，由深水埗區教會及機構組成的「深水埗區新來港人士宣教關注小組」，也希望可以聯同教會發表聯署，對事件作回應。
朱耀明建議教牧同工或壓力團體，大可就今次社會事件，約見政策局官員反映意見。「政府不是沒有能力去應付，只是缺乏承擔精神和魄力。香港人縱然受到影響，但問題不是不能解決，只在乎我們是否肯同心協力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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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夫所指」的生活——何喜華
在經濟負增長的壓力下，終審法院的裁決似乎挑起了港人在經濟不景下的怨氣。一直為無證兒童官司奔走的何喜華，相信會對這些怨憤情緒印象特別深刻。 社區組織協會主任何喜華在二月廿五日的座談會上透露，自從終審法院宣判無證兒童勝訴後，天天都有人對他指摘漫罵，無論是致電電台節目的聽眾、街頭小販，以至高級酒店的餐廳顧客，都是如此，壓力著實不輕，情緒也受影響。 何喜華說，其實他過去十多年處理每一個個案，都會被人批評，但今次的來勢明顯比過往的都厲害。譬如有一次他只是在一間餐廳飲飲啤酒，也招來鄰座的指摘：「這算是甚麼社工？為甚麼你飲啤酒？」 另外一次他跟一班記者朋友在尖沙咀共膳，隔鄰一圍貌似黑道中人的彪形大漢更對他拍檯敲櫈，殺聲震天，就只欠未真箇動手敲破玻璃樽指向他。 何喜華認為，這次判決的確挑起港人矛盾，「我們既要人對我們公平，但我們又對人不公平」。不過何喜華並不想怪那些指罵他的市民。他說，他們每天都在失業和收入減少的威脅下過活，生活壓力很大，他們的恐懼是可以理解的；即使他們事實上是自私，亦不想反斥他們。問題是如何可以改變他們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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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一期，一九九九年三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