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几害取其轻」的价值判断下，香港社会大多数人倾向接受终审法院在「非常特殊」之情况下接受政府之要求，就居留权问题的判决作出澄清；副总理钱其琛其後一锤定音，认为事情「目前就是这样」，中港的法政矛盾应告段落，馀下来就要合力去处理实际的问题。
有关裁决触动了中央最敏感的神经中枢，是可以理解的。一国两制确是个矛盾综合体，今次以政治手段去解决法律问题，会是一个试点；日後的矛盾仍会衍生，处理的方法不可能一成不变，但原则应要坚持，就是既要符合一国，又要兼全两制，任何一方感到受屈受损都欠完善。
从香港司法独立的角度，今次政府的澄清要求，是突兀的干预，虽然她的出发点是希望平息裁决的风波。令人遗憾的是有基本法委员会成员乘机大肆践踏司法的价值，只会招来更大的争议，和更混乱的思维。
我们非常珍惜香港的法治精神。法治的另一面意义是公义的延伸，但为甚麽一些法律界及社工界在市民眼中反成了恶毒的诅咒，觉得他们是帮了一些不该帮的人，却忽略和伤害了其他人的感情？
有关法律的争议，论者已多，我们最关心的，乃是有关问题所揭示社会对新移民的排斥及完全否定。此结不解，将令香港社会在未来几年出现极大的族群矛盾，比一国两制下的中港矛盾更难化解。
弥迦书六章八节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除了「行公义」以外，我们还要「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及「与上帝同行」，四方面的情操加起来才算整全。
喜见香港有人甘冒犯众怒去坚持公义，承托力却见不足。其实怜悯与谦卑是非常有力的补足；若能与上帝同行，就更能在面对极大的困阻与压力之时，依然从容以对。
今日太多人判断问题时以绝对自我利益为出发点，基於想当然而下结论，「新移民」已成为好食懒飞、质素低劣的标签，只想到大量新移民涌来便会拖跨香港。这种反应，在教会群体中亦甚为普遍。
公义与人权是崇高的理念，而人与人之间恩慈相待，怜悯弱小则是实际而优美的情操。处理新移民问题不单纯是资源大饼的划分，将问题非人化处理是极大的悲剧。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教会，能对贫困凄凉的难民潮作出积极回应，赠医施药，天台兴学，送暖派粮，今日社会上不少楝梁都是当年的受惠者。如今社会和教会的条件比昔年丰富得多，对人的态度却变得冷峻与决绝。
原来我们不是缺乏资源，乃是失去了恩慈、怜悯与谦卑；我们却常反问上帝：「何以不与我同行，倾福予我？」
（第六○一期，一九九九年三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