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幾害取其輕」的價值判斷下，香港社會大多數人傾向接受終審法院在「非常特殊」之情況下接受政府之要求，就居留權問題的判決作出澄清；副總理錢其琛其後一錘定音，認為事情「目前就是這樣」，中港的法政矛盾應告段落，餘下來就要合力去處理實際的問題。
有關裁決觸動了中央最敏感的神經中樞，是可以理解的。一國兩制確是個矛盾綜合體，今次以政治手段去解決法律問題，會是一個試點；日後的矛盾仍會衍生，處理的方法不可能一成不變，但原則應要堅持，就是既要符合一國，又要兼全兩制，任何一方感到受屈受損都欠完善。
從香港司法獨立的角度，今次政府的澄清要求，是突兀的干預，雖然她的出發點是希望平息裁決的風波。令人遺憾的是有基本法委員會成員乘機大肆踐踏司法的價值，只會招來更大的爭議，和更混亂的思維。
我們非常珍惜香港的法治精神。法治的另一面意義是公義的延伸，但為甚麼一些法律界及社工界在市民眼中反成了惡毒的詛咒，覺得他們是幫了一些不該幫的人，卻忽略和傷害了其他人的感情？
有關法律的爭議，論者已多，我們最關心的，乃是有關問題所揭示社會對新移民的排斥及完全否定。此結不解，將令香港社會在未來幾年出現極大的族群矛盾，比一國兩制下的中港矛盾更難化解。
彌迦書六章八節給予我們很好的啟示，除了「行公義」以外，我們還要「好憐憫」、「存謙卑的心」及「與上帝同行」，四方面的情操加起來才算整全。
喜見香港有人甘冒犯眾怒去堅持公義，承托力卻見不足。其實憐憫與謙卑是非常有力的補足；若能與上帝同行，就更能在面對極大的困阻與壓力之時，依然從容以對。
今日太多人判斷問題時以絕對自我利益為出發點，基於想當然而下結論，「新移民」已成為好食懶飛、質素低劣的標籤，只想到大量新移民湧來便會拖跨香港。這種反應，在教會群體中亦甚為普遍。
公義與人權是崇高的理念，而人與人之間恩慈相待，憐憫弱小則是實際而優美的情操。處理新移民問題不單純是資源大餅的劃分，將問題非人化處理是極大的悲劇。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教會，能對貧困淒涼的難民潮作出積極回應，贈醫施藥，天台興學，送暖派糧，今日社會上不少楝樑都是當年的受惠者。如今社會和教會的條件比昔年豐富得多，對人的態度卻變得冷峻與決絕。
原來我們不是缺乏資源，乃是失去了恩慈、憐憫與謙卑；我們卻常反問上帝：「何以不與我同行，傾福予我？」
（第六○一期，一九九九年三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