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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邢福增在《时代论坛》的「众议园」发表〈堕落世界中的神圣写作－－中国大陆基督徒作家北村〉（下文简称〈神圣写作〉），不难发现文章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中国基督教文学创建的问题。然而这种建构的提出更令笔者注意。文中以如下的文字作为总结：「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创建课题，展现了信仰能否与社会文化，以至时代心灵对话的可能。在关注基督教在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况与前景时，我们也得把目光转到基督教文学这个长久被忽视的领域去，从而拓宽我们的视野，深化我们的思考。」这个长久被忽视的领域，不能只有北村的努力和成果就可创建；这是显而见的事实，不需多费笔墨。本文不以北村的文学见解和文学作品来探讨中国当代基督教文学创建的问题，虽然他的努力不容忽视。如下先作立论，然后精简地论述四个在这个课题下必然面对的层面。对综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创建，有一个全面性的开展；当代的参与者或是未来的继承者，在这些可行的方向下，都可继续依循和探讨，最终确立中国基督教文学创建的大蓝图。在这一点上，可能包含不少变数，其他人也会提出反对的意见。
多年来，谈论中国基督教文学创建的文章实在不多，而成果不显，影响也不大。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题目牵涉的範围什广，究竟从哪一方面入手，才能真正对这个题目有所创建，不是人云亦云，或是老调重弹。另一原因：论者是否亲身参与并有所创作，而且对这方面是否有不断的思考和实践；谈论起来才不会只有观念或理论，毫无实质的成果。有建树的着作，无论以专文或是专书表之，不单使人眼界拓宽而且对于隐藏于题目内的困难，总是在釐清后给人继续下去的方向。从以上的观点和方向而言，〈神圣写作〉实在没有真正面对这些原因，更没有达成有建树着作的果效。相反，去年九月的《举目》有两篇文章，分别是莫非的〈重拾彩虹尽头的金钥匙－－基督教文学初探〉（下文简称〈文学初探〉）与施玮的〈扩大我们的帐幕〉（下文简称〈扩大〉），真正地讨论一些相关的问题。本文主要以这两篇文章为骨干，同时也引述他人与自己的文章，尝试以四个层面综论中国基督教文学创建的问题。许多前辈和作家，数十年来断续地探讨中国基督教文学创建的问题，笔者相信现在正是进入更深层的开始，从而确立一个稳建的基础，成为后来者的踏脚石，继续开疆拓土，照耀中国文坛。
第一个层面需要我们正视：中国基督教文学土壤的贫瘠。〈文学初探〉开始，就讨论「基督教文学现象」：「随意走进一家基督教书房，便可为现代基督教文学现象把个脉。成排成排的书籍是解经、神学、教会历史、牧会指导和家庭辅导之类。文学书籍呢？也有，不过常被摆在边陲不显眼的地方，且只有少少几本，算是基督教各类出版品的一点平衡。」事实上，这是最表面的发现，在背后包含许多问题和历史背景。
第一个问题是往往偏重理性认识和思考。在〈文学初探〉较后部分，即有这样的描述：「说实在，文字事奉在中国也推广多年了，也许我们应扪心自问：是否基督教书写，只能停留在工具性的文字水准？『基督教出版』为何常予人第二流的印像？难道关于上帝和信仰的写作，不应用第一流最精炼、最优美的文字来呈现？」作为参与者，我们不会反对「关于上帝和信仰的写作」应该用第一流最精炼、最优美的文字来呈现。当然，有志于这方面写作的人是否具有这种能力，是一个问题。然而最重要是以「最精炼、最优美文字来呈现」，关于满有公义和慈爱的上帝以及充满奇妙的信仰！不是现在几乎完全偏重理性认识和思考的书籍，可以代替。当然，这方面是重要的，只是较为偏重以至失去平衡；许多时候，给人的印象是根本不需提及人的感性，因为感性毫不重要。在以上的情况，感性是相对性的重要；原因是简单的，并不深奥。也许，如下的表达最为简单和直接。人的理性和感性，原是互相配合，也互相补充；理性确立信念和知识的方向，而感性在其中扮演补充动力和长久支持的角色。感性使生命顿然生色，也使人与人相感生爱，可是有时候感性也会流于忧伤和迷失，什至扰乱人的行为和态度。理性在此，有导航和调节的作用，不使感性过于泛滥，毫无节制。
第二个问题，是把时间追索半个世纪，才可把问题显明出来。追本溯源，大概来说，近半个世纪，仍然有意或无意之间存在一些不好的观念。「中国基督教文学的荒凉，主要原因是观念的问题︰主要是由于一般教会－－尤其是正统信仰的教会－－对文学、艺术所存的歪曲和偏狭的观念。」〔苏恩佩：〈基督徒与文艺创作〉，范凤华编；《沉睡与清醒之间－－话语传承之美》，（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五月初版），页四十二，以下简称《沉睡》〕为何如此？「过去几百年里，我们可看到信仰从西方文学和艺术里渐渐撤退，这对文化是一大损失。后来承继信仰的中国，则接收了西方基督教信仰思辨和讲道的精神，基督教文学因而一直像个营养不良、长不大的孩子。生当然还是要生，但没有营养和成长环境来培育，所以多少年来都发育不良。」（〈文学初探〉）这个源头可追溯至中世纪改教的时代；本文不会详细探讨。只要把下面的文字倒过来思考，可以明白箇中道理：
……在我们生命中有多少部分是属于主基督？他只对我们称为宗教或属灵的部分有兴趣吗？抑或他乃是关乎我们生命的每一部分－－身体、灵魂、意念、灵性？从我们创作什么样的艺术，便可以清楚箇中答案。
〔史蒂夫‧特纳着、侯意平译：《想像无限－－基督徒艺术创作的异象》（香港：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二零零六年七月），页三十六〕
我们的创作，如果只是偏重理性，解说真理－－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单单解说真理而且可以实践出来就足够吗？－－忽略感性，上文所言的艺术，定然苍白，毫无感染力。对于本文着重的文学创建，情况更是显而易见。当然，我们是全人的属于主基督，而他关注的也是我们的全人。因此，理性不可忽略，感性也要正视。现在华人教会，需要加强教导，着实推动文学创作和评论。
我们进一步伸论，文学创作对中国教会整体发展，有其重要性。以上的论述，似乎只关乎中国教会某一方面的问题，并不与中国教会整体发展相关。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一点说，基督信仰不只是拥有一套理念的宗教，乃是完全关乎生命的宗教。这样，生命在文学中呈现和深化，从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发展，是自然不过之事。可是从更正教来华传教以来，中国教会继承种种不同的教导以及受到自身的文化氛围影响，几乎完全忽略这方面的发展。幸好，多年来，仍有少部分信徒与不多的基督徒作家，在某些层面因着个人的领受，或断或续地创作，使文学创作的命脉，纵然微弱也能勉强支撑下去。如果我们不只是以理性认识和研究这个本质上属于生命层次的宗教，同时在文学上（当然也包括其他艺术创作）留下宝贵的呈现和探索，中国教会必然更健全，更有渗透力，在中华民族各个层面上，更具影响力；中国人信奉基督信仰，也必然更多！可以说，文学创作对中国教会整体发展，真的有其重要性。
首先，我们需要从观念上开始改变。首先，我们不曾全力正视文学创作对中国教会整体发展的重要性。这种全力的正视，容易矫枉过正，稍有不慎有过火的表现。以下是一个较中庸、较易实行和较具效果的方法。冰封三呎非一日之寒；破冰较容易，驱寒则从整体环境来着手。要改变环境，始终从个人开始，个人的观念不改变，已经不能谈下去！开始改变，事实上也不仅是个人的问题，而且需要向周遭的人发挥影响力。一个人又一个人受到影响，渐渐地才可扩展到环境，环境最后也渐渐被改变！这种影响力，定然包含个人的意志和毅力，在其中也有一定程度的个人看法；这些是缺少不了的。当环境一点点地改变了，愈来愈多人阅读文学作品，出版社不像现在出版文学书籍，多是亏本，需要靠其他赚钱的书籍补贴。正如以上曾提及需要加强教导弟兄姊妹，着实推动文学创作和评论。这些教导、推动和评论，需要不同的人材和资源。所谓教导，不是一般性在教会或课程上的教导，而是在个人方面，对文学创作有全面的认识，更重要是有个人的创作经验（作品的水准至少与着名作家相约），在教导方面也有这方面的恩赐才行。推动方面，不止是在组织上有一定规模，对于推动的策略也需要因应地区和气候，晓得循序渐进，最后可以凝聚不同地区的基督徒作家，从而深层地推动文学创作。至于评论，不能只是现代的一般性评论；他们更需要负起文学创作方向的发掘以及怎样造成更广泛的影响。最后，资源从何而来？当然有足够的财力，才可着实推动以上各种途俓。这些途俓经过多年实践和吸收经验，才可达到全力正视文学创作对中国教会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并且产生果效而不流于空谈。
以上从切身方面出发，又与宏观来透视全局相关。可是，最基本的还是这一点：「文学需要在基督教信仰中被重新定位」。（〈文学初探〉）所谓重新定位，固然需要重新思考中国教会过去有意无意间定下一些错误的看法，并且不能只谈文学，应该把文化和艺术一起重新思考。可是希望把文学定得中肯和有力，对现实有适切的回应，也不能不注重当代文学的发展和世界文学的流变。结合以上三方面，文学在基督信仰的重新定位，才可产生一个较为稳固的基础。
扼要言之，重新思考中国教会过去有意无意间定下一些错误的看法，有一个「看法」一定要消除，此外还有两个「肯定」需要实践。那个「看法」就是教会不只是重新定位文学，她应当除去对文化和艺术的歪曲想法，不要视它们是离经叛道的东西，从而不再轻视它们。教会至少要明白，文化和艺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不明白并不重要，最重要是放开成见，逐步认识。要在教会中建立对文化和艺术真正的定位，其中有两个重点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重点：一切艺术皆指向不能凭肉眼就可看到的精神世界，其中「必有一种独到的新鲜的观感」〔朱光潜：《文学与人生》，引自潘耀明：〈诺贝尔文学奖与文学的「道」〉，《明报月刊》总四九一期（二○○六年十一月），页十七〕。第二个重点：各种艺术都包含独特的元素和历史发展。从以上的紏正和两个重点出发，「文学需要在基督教信仰中被重新定位」才是真实和具有实践性。至于第一个「肯定」，就是教会对基督徒作家的位置有所肯定，从而对他们加强鼓励、同情和共鸣；这样，我们才能建立重新定位文学进一步的基础。第二个「肯定」，就是肯定被呼召为作家是存在的。如同苏恩佩在三十九年前所言，「笔者绝对无意轻看教会工作的神圣的呼召。笔者只是要扭转一些被歪曲的观念，强调一些被忽视的事实，指出『传道』、『奉献』与『呼召』的广义」。事实上，被呼召为作家是一种独特的选择；「这是一个严肃的选择，一个不为人接受的选择」〔苏恩佩：〈基督徒与文艺创作〉，《沉睡》，页五十八及五十七〕。这两个「肯定」不能留于空谈，一定要实践出来。
说到中国当代文学，我不敢说她已完全走入歧途，什至患有重病，到达膏肓之境（余杰：〈病入膏肓的中国当代文学〉），但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学发展和百多年来的文学变革，我们还可以约略看到，中国作家数千年来所走过的路，并且在廿一世纪的今天，基督徒作家应该有的位置和态度。文学的开始源于对自然和万物的感触，最初表现在语言的歌唱和身体的动作。这些代代相传的语言和动作，在人的内心早已渐渐留下深刻的影响。较后的时期发明文字，这些歌唱和动作就能传之后世。不过中期的年代，诗词的诵唱以及戏曲的产生，仍可伴随文学的发展，始终没有完全舍弃。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文字不只是抒发个人的情感，还能发挥管治民生的作用。由读书识字到考取功名，有修身、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步骤。当人有平天下之心或有抱负之志，对民间疾苦最为上心，可是权力和个人利益作祟，那些匡扶济世之志不免受到打击，什至最终荡然无存，及后多数有志气的文人只能寄情山水，或是从事某些学问的钻研，在「三不朽」（即「立功」、「立言」和「立德」）中能达到其中一项，才能算是对个人无愧，对后世有益。大概到清末至民国初年，文人的作品和地位才能得到直接的肯定，自成一种价值和使命。可惜从抗战到文化大革命，文学渐渐成为一种「工具」，用于政治斗争和社会改革。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改革开放的浪潮蔓延全国，文学渐渐变成一种商品，许多作家被消费者刻意也好，无意也好，总受了「控制」。有一点，说起来算是可悲的，就是碍于无形和有形的政治意识形态，在自觉和不自觉的情况下，将文学本有的对人生和社会更深切的反省加以抑制，向着无关痛癢的方向发展。自此，读者愈来愈感受不到作家内心最深切的一面，作品的深度又随之大减。套用香港近年常用的一个「术语」，这是「双输」之局。另一方面，文学在百多年来的文学变革，往往讲求内容和形式的融合和独特，这不能不使文学过于着重内容和形式的探索，所谓「玩前卫」、「玩先锋」、「玩纯形式」、「玩语言」、「玩智力游戏」等等，取代了精神世界的开掘。因此，对未来文学的发展，基督徒作家一定在商品市场和政治意识形态之外，有个人的立足点和坚定的看法，什至有抗衡的心志，不为物质和利益所诱。不然，文学再不成为文学；这样，我们可以创作什么？我相信基督作家最终的防线，不是靠着个人的意志和操守；最大的得力应该来自圣灵的更新和加力。
最后稍加探讨世界文学的流变。各国的文学到了廿一世纪，早已不分疆界；各国文学已互相渗透和影响，不能只顾本身的发展。所以，这一代作家不但讲求对本身文学源流的重寻和开发，还需要对各国文学有适当的认识和吸收，不宜受到过分的影响，忽略本身应该有的发展和限制。近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发，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可堪思索，什至成为在世界文学流变中一个间接性的启示。万之在〈明日共黄花再生香－－评二○○五年诺贝尔文学奖〉曾引用诺贝尔文学奖前评委会主席吉伦斯登（Lars Gyllensten）一本着作中两段文字。在其中我们可以知道近年评选标准的变化：
瑞典学院经常受到批评，说他们把奖发给了「寂寂无名」的作家。而所谓「寂寂无名」的作家其实是那些在其自身语言领域已经很有名和受称赞的作家，只不过瑞典媒体和文化人没有注意而已。
文学奖也不是要发给所谓一时最成功的作家－－所谓「最好的」作家。这样的作家并不存在。真正的作家是特立独行的：他们各有自己的目标、标准和价值。所以评奖有一实用的准则：评给那些有独特文学质量但可能还没有获得他或她值得获得的国际承认的作家。也就是说，这是一种起教育作用的评选，也是为公正服务。这是为了推广和传播优秀的文学。至少，我把这看成我在瑞典学院诺贝尔委员会中的任务。
（《明报月刊》总四七九期（二○○五年十一月），页七十八至七十九）
这两段文字，至少给我们一个间接性的启示，其中是一体两面的。第一面是指所谓「已经很有名和受称赞的作家」，未必是那些受到大部分人接受的作家。恰恰相反是另一段所言，「他们各有自己的目标、标准和价值」的作家。第二面，是指那个「实用的准则」：「评给那些有独特文学质量但可能还没有获得他或她值得获得的国际承认的作家」。从文字的涵意来说，「已经很有名和受称赞的作家」与「独特文学质量」是相同的，两者的意思也就是「他们各有自己的目标、标准和价值」的作家。因此，我们在文学的创作上，是否能达到上述世界文学流变的情况和那个一体两面的间接性启示呢？这些层面，我们实在需要不断深思和努力，更少不了神的恩典和能力！
从更大的中国文化层面再看文学土壤的贫瘠，意义更为独特。〈文学初探〉曾有这样的评论：「文学，也必须栽种在文化的遗产中，建立在文化的传承和积累上，再开发，再创新。不幸地，中国文化在基督教信仰方面的遗产是贫瘠的。」在我看来，所谓贫瘠，究其原因，是中国文化经历数千年的发展和积累，几乎没有一种观念或思想，可以简单地对照和相比基督信仰，从而可以照般如仪。当我们说到「合儒」、「补儒」和「成全中国文化」，最终说服不了，使中国文化的学者深觉基督信仰真的对中国文化有以上的作用。因为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实在存在冲突的思想；的确，「问题在这些彼此冲突的思想能否调和起来，分歧能否统一而已」〔梁家麟：〈徘徊耶儒之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关研究评介〉，《建道学刊》第五期（一九九六年一月），页二百二十四〕。我在〈正式开展中国基督教文学〉曾提出如下的观点：「我们需要真正地进入中国的文化与自己的信仰源头，找到两者可以相合和相融的核心部分，再加上个人从神所领受的恩赐，各自发挥所『看见』的核心，在和而不同的激盪下，深具特色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就可就应运而生，最终形成中国基督宗教的文化根基。」这是从文学的转化层面立论，不是文化的研究和比较，其中最重要的步骤是将两者可以相合和相融的核心部分作重心的转移，而中国传统的文化在此不能不作出相应的调整和转变。说到底，这才是根本之道，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推反中国数千年的文化，然后重新建立所谓「中国基督教的文化」，使其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所以，文学土壤的贫瘠正正警告我们应该从核心的问题来开展中国基督教文学！这是独特的意义所在，需要我们正视。
这部分，我以张晓风前辈早年提出的两个问题作结。提出这两个问题，是多年前的事，现在再说出来仍是暮鼓晨钟，在有心人中更是不断向前的其中两个方向：「今日基督徒作家中，有多少人是敢于突破传统而直抒胸臆的呢？」在此可以把传统理解为广义和狭义。广义方面，可泛指一切有形和无形的教会传统或社会传统，例如对某一些礼仪的意义、教会宣讲的模式或是对世界的看法。我指的，不是历久常新的教会传统，而是某一时代和气候所形成的教会传统，因为过了某一时代和气候，这些教会传统就不一定适合现在的时代和气候。狭义方面，例如对某些经文的解释和应用、不墨守文学的传统和看法，或是生命改变的模式。至于另一个问题：「有几个中国基督教的作者曾经把旧文学当作一种泉源，而同时也把新文学当作一种借镜呢？」（张晓风：〈基督教文学的语言应用〉，《沉睡》，页二十七及三十五）多年前提出这两个问题，现在再说出来，仍有它们的独特意义。教会或社会传统，的确不断在变，可是其中仍然影响我们。从文学的源头来看，我们也不能脱离中国的旧文学和新文学，而单单只有信仰的源头。
其他基督徒作家也探索过如何改变这种土壤。固然每一位论者，都有他的议论方向，至于是否与贫瘠的文学土壤相应，实在需要探讨一下。〈文学初探〉提出以下一连串的观点：
反观中国基督徒作者，很多人自己是第一代基督徒，信主的历史尚浅。若说文学是反映人生，我们反映出来的信仰深度，只能跟着我们的信仰生命的成长走。信主五年的，无法写出信主二十年的属灵深度。新成立的教会，尚未经历百年教会的僵化挣扎。我们没有太多前人的足可追随，只能披荆斩棘地走出自己的一条浅迹。
所以，与其说我们是在基督教文学写作上拓荒，不如说更多地还在生命上的「成为」，成为什么呢？成为「云彩样的见证人」。我们见证自己和周边的挣扎，一点一滴地用文字纪录，为文化留声。我们，就在用自己的生命写初版的属灵故事，再用自己的故事来开创基督教文化的丰富遗产。
这是我们写作的窘迫困境－－所贡献的，不过寡妇的两个小钱，但神却看为珍贵。因为，这就是我们全部的「养生」。所以，也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开疆拓土经验，是神必会祝福的文学和文化挑战。
从自然成长的角度来看，第一段与第三段，似乎言之成理。可是按着这种观点，如果这一代不能建立有深度的信仰，并且传承下去，同样，下一代以至再下一代，也没有多大的分别。因为「我们没有太多前人的足迹可追随，只能披荆斩棘地走出自己的一条浅迹。」事实上，我们不是完全如此。一方面，信仰的深度，有时候不一定与个人信主的年日成为正比。他从宗派的传统吸取养分，而且近代的某些作品也可发生启发的作用；至少产生「此路不通」的结论。另一方面，神对一些信徒特别的指引和开启，也可以超越过去宗派或个人的信仰深度。这是少数的特殊例子，当然不能成为通则，但是这种可能仍然不能忽略。在第三段的论述，笔者明白这位作者的用心；她鼓励我们，不要轻看自己付出如何微小。的确，我们微小的付出，神「看为珍贵」。然而，笔者只想问一问，现实的情况真是「窘迫困境」？还是我们忽视当代仍然有人尽上心力，在神的恩典下企图开创独特的基督教文学？从这方面而言，下面的分析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方向：
为什么华文基督教文学在主流文学中没有足够的影响力？我们并非缺少非基督徒或文化基督徒写的，受基督教和圣经思想影响的华文作品，恰恰是缺少了有生命的基督徒，能将生命与信仰倾注其中、传递纯正圣经信息，又具备文学价值的「核心作品」。曾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当代大多数着名的作家，作品都曾受基督教深浅不同的影响，什至不乏取自圣经题材的作品。但这些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作品，和有基督徒身分的知名作家，并没能形成华文的基督教文学。
（〈扩大〉）
我认同这句话：「缺少了有生命的基督徒，能将生命与信仰倾注其中、传递纯正圣经信息，又具备文学价值的『核心作品』。」然而，这话不但是说易行难，而且不是基督徒作家有意志便可转变的。我在〈当代基督徒作家，需要进深！－－评介胡燕青一次讲座的大纲（上）〉指出：「『讨论一：基督徒作家的立足点是什么？』第一句就逗人思考：『他是基督徒，也是文学家，但他不一定就是基督徒作家』。她提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作家的层次至少有两种』，第一种」：
信基督教，有意识地用文学来呈现个人信仰概念的作家。他是一个基督徒作家，但不一定是伟大的基督徒作家。因为他仍须要有意地把自己的写作方向，从一般文学创作的大阵营中区别出来。写《冰点》的三浦凌子就是这一种。
「第二种」：
信基督教，有意识地用文学来呈现真实生命的作家。他是一个伟大的基督徒作家，因为他的文学水平充分而自然地就成为读者的部分。写《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写《安娜卡列念娜》和《战争与和平》的托尔斯泰就是这一类作家。
跟着我有如下的分析；「如果没有深思这两段话，读者会觉得她的分类过于严格。此外，她用上『呈现个人信仰概念』和『呈现真实生命』这样的截然划分，是否有足够的理由？起初，我也思考到，在两者之间实在会存在着从第一种过渡到第二种的情况。然而，在理论上或是实际上，我们应该用上她的划分方法，用来呈现这两种层次的『真正基督教作家』；不要忘记，她是这样说：『至少有两种』。在我看来，她没有贬低三浦凌子，而是对比起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托尔斯泰这两位文学巨匠，她这种分类是智慧的提出。不过，我要强调，究竟一位『真正基督教作家』是属于前者，抑或属于后者，不是他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神使用他，他怎样经历人生而又能够得到多大的恩典和能力，不是这种客观的分类可以断言。然而，这样对基督徒作家个人生命本质的确立，无疑切中肯綮，能言他人所不能言。」〔《基督教周报》总二一五八期（二○○六年一月一日），第十版〕因此，单单说「缺少了有生命的基督徒，能将生命与信仰倾注其中、传递纯正圣经信息，又具备文学价值的『核心作品』」，并不能对现实有何真正的把握。我们只能向神切切祷告，自己也尽上本分，成为「呈现真实生命」而不是「呈现个人信仰概念」的基督徒作家！
此外，〈扩大〉也提出另一个改变文学土壤贫瘠的方法：「目前，需要培养华人基督徒的文学阅读。一来因为基督徒除了听道、查经、读属灵书籍，也需要娱乐。文学不仅可供娱乐，且寓教于乐，同样可以有门徒培训、讲道、灵修的功用。另一方面，如果基督徒都没有适合的文学作品可读，不具备文学阅读能力，认为文学就只有世俗文学，他们怎样可能来支持基督教文学？他们中间又怎会成长起一批又一批的基督教文学作家？」所以〈扩大〉在以上论点下，再提出：「目前应将信徒作为主要的基督教文学受众。这个领域的空缺，是华文基督教文学的一个契机。另外，非信徒也同样会被这类作品打动。」问题始终是个人和整体两方面的相互作用，才能真正解决文学土壤的贫瘠。只说「需要培养华人基督徒的文学阅读」，还未触及核心。
文学作品的取材问题。〈文学初探〉曾有这样的分析：「有时我们也会看到，一个教外人反而比基督徒更能指出教内的黑暗与伪善。所以依我浅见，当作品偏向呈现基督教文化现象，或描写人性和罪恶在信仰中的挣扎时，应和基督徒所写有类同的可信度。但若偏向神圣、奥秘的个人属灵经历、或阐释神学教义幽微的部分时，我们则要小心地分辨。」深一层来看以上的观点，与文学作品的取材息息相关。当中有一个不易明白的情况，就是纵然在教会（我指的是普世教会，而不是某一间教会）内多少都会存在黑暗与伪善。我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内太讲何为真理；无可厚非，教会必须宣扬真理，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宣扬真理，自己就等于真理。我们要有足够的谦卑，同时也有深刻的反省，让真理先光照我们，然后再向会众光照。
首先，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独特的情况。所谓「一个教外人反而比基督徒更能指出教内的黑暗与伪善」，隐含着在教会内有些人没有深切反省自己的生命，因而偏向黑暗与伪善。既然本人已不自知，教会外的人便容易拥有客观的眼晴，看到当局者毫不察觉的问题。所以作者提出「当作品偏向呈现基督教文化现象，或描写人性和罪恶在信仰中的挣扎时，应和基督徒所写有类同的可信度」，是合理的分析。此外，进到信仰的核心经验，例如「偏向神圣、奥秘的个人属灵经历」或「阐释神学教义幽微的部分」，作者指出我们「要小心地分辨」，的确是谨慎的做法，因为这些作品不一定写得好，同时也不一定写得不好。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个人有亲身的经验，才可把这些与信仰的核心相关的问题，在作品中写得实在和生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承认有个别作者，因着个人的天赋，纵然没有个人亲身的经验，也能从其他途径写出这些特别的核心经验与教义的幽微。
归纳起来，文学作品的取材大致可分为教外和教内。从教外人士来看，近代实在有不少以「教内的黑暗与伪善」为题材的作品。我在另一篇文论早已讨论这个问题。「除了这种则重有其原因，更重要是揭示了这种写作模式不能写出杰出什至伟大的文学作品，因为他们在暗斥中已漠视了基督信仰中最宝贵的地方－－神真实的爱和神的同在。其实，真实和虚假都会存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无论他是否基督徒。怎样获得这分洞悉力，可以区分两者的幽微，途径只有活出一分对神和对自己的谦卑以及不断受圣灵感动，不断延绵出一种深度的自觉；在作品自自然然显出真实和虚假，相生又相克的属灵深度！」〔〈中国基督徒作家对真实的追求〉（上），《导向》总二一五期（二○○三年七月），页三十〕如果从教内的人士再看这个问题，无论是「教内的黑暗与伪善」，还是「偏向神圣、奥秘的个人属灵经历、或阐释神学教义幽微的部分」，都可成为笔下的题材，只要作者对自己和神是真诚的，就没有问题。问题反而出于那个时代是否有足够的个人因素和时代因素，促成无论是前者或是后者的写作，最终使作品别具深度，而不是流于发洩与空谈，又或是有其独特的眼光，但是所呈现的视野却没有从圣经而来；若是如此，不能不说有点可惜。个人因素，是指个人对当代的时代环境有独特的透视，而这种透视固然源于个人的心灵对整体环境的深入感触，可是最重要是这种感触与整体环境发生什么作用。这种作用其实发自个人整体的生命；整体的生命又与他所坚信的信仰或对人生的理解，密切相关。至于时代因素，是指触及这个时代所形成的普遍信念以及对个人意念和行为的限制。如果这种时代因素是如此强烈地影响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对于作家当然比一般人有更深的了解。作家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是先知先觉的，并且更能勇于面对。
另一方面，〈扩大〉也有一些内容与文学作品的取材相关。当中有这样的讨论：「以圣经为题材的作品，始终是基督教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什至是属于『核心』的一块，对于当前的华文基督教文学创作尤其重要。」事实上，指出这方面的重要性，过去真的没有多少文章有如此明确的指出，可惜作者没有进一步探讨。我在「散论圣经与小说创作」这个系列性文论中，已开始讨论这个重要议题，在此不想重复（见这个专栏较前的部分）。在此只须指出这个重要议题不容易落实。因为，直接地把圣经的一些故事，只是加长或是改头换面，事实上并不是以圣经为题材。所谓以圣经为题材的作品，至少是超越直接的引用，而且一定需要对圣经的故事有深切的理解，在不违反正确的解释后又能超越正确的解释，最重的还是有足够的能力，把这些理解融会于作品，最终与当代的人的心灵产生共鸣和影响。
基督徒作家除了以上取材的困难，如何取舍创作的精神与超越过往的成果，也是十分重要的层面。最基本的创作精神如同〈文学初探〉所言：「创作应有其自主性，不能拿来作任何价值观传递的奴婢。」因此，当这篇文章提到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作家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与自认是基督徒作家的作品存在差异，我们的注意力应该超越差异，看到背后更深的含意。当然「就在写作是为文学而作，而非只为传扬基督教而写」，可是「吊诡的是，这些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作家的文学作品，反而比一般号称基督徒作家的还要更深入民心，也流传得更广。我想是因为他们谨守文学本位，在文学作品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而非用文学来包装信仰、宣传信仰，才会有如此辉煌的写作成绩和文学定位。」对照上文曾提到「呈现个人信仰概念」和「呈现真实生命」这两种基督徒作家，更能补充这些话。所谓包装信仰、宣传信仰，许多时候不一定出于恶意，相反大都出于善意。只是他们不能分清并且深切明白，文学创作最讲求是对生命的真诚。纵然出于善意，希望把自己看为最宝贵的信仰向人介绍，可是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真诚，或是对这方面有所觉醒，就急急表达出来；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往往犯上包装和宣传信仰的巢臼。很重要一点，就是「呈现真实生命」的作品，不但指向自己，同时也指向他人（在笔下，自然是人物）。也即是说，这些人物能够充分反映「呈现真实生命」的各种元素，才可以不属于「呈现个人信仰概念」的作品。所以，更深一层而言，那些否认自己是基督徒作家的作家，不想受信仰的限制，只写出合乎正统教义的作品。因此，他们故作相反；对于他们来说是必然之事。〈文学初探〉说：「我想是因为他们谨守文学本位，在文学作品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他们的基督教信仰，而非用文学来包装信仰、宣传信仰」，只是表面的原因。背后的原因是他们对生命的真诚，不愿意受到信仰的限制。但是，没有一位作者不能完全不受自己信仰的影响。我们只能说，作为一位对自己真诚的作家，我们不受信仰的教义和传统价值观所限制，从自己对生命的真诚出发，与神直接对话和挣扎，才能避免犯上包装和宣传信仰的巢臼。所以，不是单单「谨守文学本位，在文学作品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他们的基督教信仰」，就能有「如此辉煌的写作成绩和文学定位」。我们的注意力应该超越这个差异，看到背后更深的含意。
从以上的角度，再看上一部分曾引述的话，又可伸引另一层面的分析。「有时我们也会看到，一个教外人反而比基督徒更能指出教内的黑暗与伪善。所以依我浅见，当作品偏向呈现基督教文化现象，或描述人性和罪恶在信仰中的挣扎时，应和基督徒所写有类同的可信度。但若偏向神圣、奥秘的个人属灵经历、或阐释神学教义幽微的部分时，我们要小心地分辨。」我认为在教会内（我仍然是指普世的教会，不是某地方的教会）存在黑暗与伪善，是在特别的情况才会产生的。教会的确是宣扬真理的地方，可是宣扬真理并不等于自己就是真理。我们需要深刻反省自己与真理是否接近，是否愈来愈让真理拥有自己，是否愈来愈向真理降服？如果我们只偏向自己就是真理，又不深刻反省自己一切所行的，是否足以显扬真理，令人把颂赞和荣耀都归给真理，我们一定容易产生黑暗与伪善。为何教外的人反而比基督徒更能指出教内的黑暗与伪善，原因很简单：当局者迷。我们能克服这种自义的困难也不是没有其他困难。「偏向神圣、奥秘的个人属灵经历、或阐释神学教义幽微的部分」，我们又如何取舍和超越？上文提及两点：是否有足够的个人因素和时代因素，促成「教内的黑暗与伪善」和「偏向神圣、奥秘的个人属灵经历、或阐释神学教义幽微的部分」的写作；这就是另一个困难。我要补充一点，历代有建树的神学家，他们的研究足以开启一扇特别的窗户，通向另一个含意深远、令人生命深切得益的精神世界！问题只是我们能否有效地建立神学与文学之间可以贯通的桥梁，使我们的作品转化，纵然「偏向神圣、奥秘的个人属灵经历、或阐释神学教义幽微的部分」，仍然保留文学的素质。我知道很难做到以上的分析，但是这种分析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取舍和超越的方向。
如果从实际的角度，讨论题材的取舍，以下这句话是否击中要害，值得讨论：「最主要的是要看作品的内容，是否只抓住基督教旋律中一、两个音符来作不相干的文章，或与我们教义有所违背，便都不能算是基督教文学。」（〈文学初探〉）？进一步分析这句话，更牵涉整体作品的表达。如果说，「抓住基督教旋律中一、两个音符来作不相干的文章」，是指在作品中含有小量的基督教旋律，言下之意，是否大部分什至全本作品充满基督教旋律，就能算是基督教文学？纵观数十年来的讨论，这个问题已是老生常谈，几乎每一代的基督徒作家，总会问这个问题。我认为〈文学初探〉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大致是正确的，只是需要既从整体又从局部，细致地分析那本作品是否以大量的篇幅来表达某些独特的真理，还是较为细致地在字里行间，渐渐呈现互相连贯又互有影响的人生真相或基督教真理，以至作品的深度和广度骤然增加。如果是这样，就不能只从表面上是否「抓住基督教旋律中一、两个音符来作不相干的文章」，就认为不是基督教文学。至于是否违背教义，也不能简单地只看表面，遽然下定论是违背教义。从各方面仔细分析，反覆地看看在作品底层所流动的思想，在一一连系和碰撞之下，是否隐藏表面看似违背教义但是内里却深刻反映教义更深层的地方。因此，一部作品是否属于基督教文学，不能只从表面的简单分析就可下定论；我们一定从更深的层面，作全面和仔细的分析，才可下一个定论。
再细节而论，文化语言和用语有何取舍和超越呢？〈文学初探〉曾说：「文学脱离不了文化语言。中国文化中佛教用语如『醍醐灌顶』、『来世今生』、『缘分』等等俯拾皆是。基督教用语在中国文化中，则仍算是生疏的语言，还不够『草根性』或『本土化』。」跟着〈文学初探〉又有这样的分析：「所以要创作基督教文学，基督教语言、《圣经》故事、比喻与引言，便须先被植入中国的文化土壤，成为我们生活语言的一部分。所以，如何让信仰有创意地进入语言，在文章标题，文章内容等多方面引用，使属灵语言生活化，到最后普遍地成为真正的文化语言，是基督徒作者的一大挑战。」我们必须留心，所谓属灵语言是否单单从圣经原文所翻译出来的中文圣经的用语？还是个别宗派从口头传统所留下的用语？明显，属灵语言应该关乎生命的本质问题，单单从原文翻译出来的中文圣经的用语，只能说是未经深刻消化和融会的用语。至于文化语言，是另一层面的语言，与生活语言互有关系和影响。生命的本质应该从圣经的真理来开展，然后用现代人能够明白的语言来表达。虽然我什为欣赏汉语圣经协会未来出版的新汉语译本（我只看过符类福音三卷的翻译），但是这些较好的翻译也不能取代再用汉语对圣经真理的诠释和深化。我这样说是眼于文学创作，并不包括神学的研究和注释书的不断更新。
我们又可从广义的层面，讨论何谓基督教文学；其中也牵涉取舍和超越的问题。〈扩大〉除了提出上文讨论过的「以圣经为题材的作品，始终是基督教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什至是属于『核心』的一块，对于当前的华文基督教文学创作尤其重要。」还有如下类似的观点：「虽然基督教文学是非常广的概念，但我认为基督徒写的传递圣经世界观的文学作品，是广义的『基督教文学』中的核心部分。」有一件可惜的事情，就是直至现在至少还没有一本公认的文学作品，可称为「传递圣经世界观的文学作品」！因为当中实在有不少难题需要克服。纵然我们明白了圣经的世界观（数十年来在不少神学着作或专题文章什至专着，早已论及圣经的世界观），然而我们还没有作家可以强而有力，并且以深刻的文学技巧来建构一部足以传递圣经世界观的文学作品。我认为不但存在上文提及的个人因素和时代因素，而且中国基督教文学长久不被重视，也是重要的原因。此其一。另一方面，如何才算是「传递圣经世界观的文学作品」？是否单单引用圣经就是传递圣经世界观的文学作品？我回应前一个观点，已说到一个重要的方向：「所谓以圣经为题材的作品，至少是超越直接的引用，而且一定需要对圣经的故事有深切的理解，在不违反正确的解释后又能超越正确的解释，最重的还是有足够的能力，把这些理解融会于作品，最终与当代的人的心灵产生共鸣和影响。」如果要深入一点回应后一个观点，我必须指出，如果真的能够产生一部「强而有力，并且以深刻的文学技巧来建构一部足以传递圣经世界观的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不能不深入触及中国文学的核心思想和技巧，而且超越这些思想和技巧，直接与圣经整体的观念相通，从而呈现另一种别具特色却没有违背圣经原意的文学思想和技巧。此其二。这两方面的难题，不容易克服。我相信不是一两代人可以完成，可是有人正确地提出，方可靠近，什至找到解决这些难题的途径，否则我们不可期望数代以后可以产生一部公认的文学作品，可称为「传递圣经世界观的文学作品」！
如果以基督徒作家个人生命作为核心，呼召是不能不提的。〈扩大〉的作者曾分享他个人的呼召。「神对我的呼召，首先是一个宣教士，然后是基督教文字事奉者，最后才是一个基督教文学写作者。也就是说，我可以是个作家，以基督教文学这种形式来传递神的信息；我也可以顺从神的引导，随时放下文学写作，以任何一种别的形式传递神的信息。基督教文学写作者有无这样的心志，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写作的审美趋向。这也是基督教文学作家必须经过的，『分别为圣』的割礼。经此割礼后的人，他的写作审美不会被世俗文学所局限、同化。他的审美来自于造物主，也将被神不断丰富、更新、扩大。」从某一层面而言，这也是取舍和超越的问题。在此，所谓取舍，不只是选取这个，放弃那个如此的简单；而说到超越，也不是个人有怎样的能力，可以超越自我，不断突破限制。因为从基督徒作家个人生命来看呼召这个问题，是神与个人生命最底层的相合的问题；不是任何身份的先后次序的问题。所以，我们是否一定如同这位作者的生命，首先是宣教士，其次是基督教文字事奉者，最后才是一个基督教文学写作者？这位作者把以上的问题联系于写作的审美趋向，而且引用圣经旧约的立约仪式（即割礼），表达基督徒作家个人生命的「分别为圣」。事实上，这位作者把呼召的问题复杂化，并且把个人的例子说成普遍的原则。因为一位基督徒作家可以被神呼召，只是从事文学的创作，没有别的身份也不是问题。至于是否有无这样的心志，与他的审美趋向不一定构成直接的关系。我也明白作者的用心，她以此暗示，作为一个基督教文学写作者，应该有随时顺服神的心志。可是这不是具有核心的意义。另一个情况，才具核心的意义：
……「有圣灵居中作主」的「生命图象」，逐步经历「离」和「合」中各种进程和改变，最终使我们获得自我身份的确认（personal identity）。一方面，人不能纯粹透过自己去定义自己，另一方面，在写作进深上，人也不能只求自己在生命上如何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因为自我的成现（emergence of self），是自我主体在相遇关系中淀积出来的，而「有圣灵居中作主」的「生命图象」更会向外扩展，感染他人。当中更奇妙的是那独特的、不能被取代的「我」，必须与世界、与周遭的人、与神的相遇中才被确认出来；从此，个人在周遭的世界，渐渐有一无所有的绝对谦卑心态。由于自觉在神的伟大和奥妙面前只能算为一无所有，所以自己再没有任何条件和权利，去造成任何优越感来批判他人。反之，是体谅和包容，并且愿意对方也能一同感到自己的所有：自己的所有就是神的临在。这是最宝贵、最需要向人分享！最后，在写作的进程中，我们也没有任何条件或坚持，一定写成怎样的作品！
（见笔者未刊文论〈我们什么也没有？〉）
〈扩大〉曾提及更广泛的呼召，而且牵涉历史的层面。文中有这样的文字：「华文基督教文学的各个领域都需要文本与写作实践的积累，这一代基督徒作家正是被神呼召、被历史选择，来成为这个『积累』的一代。」的确，基督教文学是经过多代的积累才可具有影响力，什至形成传统。我们有如此更广泛的呼召和历史的眼光，对我们从事基督教文学创作，不无助益。但是，我们也不可不注意，无论那一代都需要对过去数代的积累，有所取舍与超越，而不是单单作为「积累」的一代。如果只是强调「积累」而看不到对前人的取舍与超越，实在不够全面。
对圣经的深入认识与经历是取舍和超越其中一个重要的根据；〈扩大〉也曾提及认识。「写文学散文、小说、诗歌的弟兄姊妹，也许无需成为神学家，但我认为在神话语上，特别是在基本要道上所下的功夫，不该比传道人少。虽然这功夫不能、也不需要直接反映在文字表面，但若不下这功夫，你的基督教文学写作就上不去、深不了。」以上的观点，只提及认识圣经，忽略经历的重要，同样是不够全面的。固然，圣经的一切真理，在有限的人生中实在不能完全地经历，可是经历对认识圣经有直接的帮助。一方面，经历使认识不流于知识的层面，从而提升至更广阔的生命层次。另一方面，经历使认识深化于个人生命之中，生命因而更具影响力和感染力。的确，这位作者说得不错，「也许无需成为神学家，但我认为在神话语上，特别是在基本要道上所下的功夫，不该比传道人少。虽然这功夫不能、也不需要直接反映在文字表面，但若不下这功夫，你的基督教文学写作就上不去、深不了」，可是假若没有经历直接的帮助，他的基督教文学写作上去了、深入了，也不什足够。当然，再相反来说，认识也可深化经历，使经历更加深厚。有一点需要略提一下，就是转化这些对神话语的认识和经历在文学写作上，实在微妙，不是单凭个人的努力便可水到渠成。在这一点上，强调神的恩典和能力的赐予，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世俗文学的了解也是取舍和超越另一个重要的方向，不能不提。「不媚从世俗文学，并非不需要了解世俗文学，因为只有了解、掌握后，才能超越。」（〈扩大〉）从整体的精神来看，当然需要超越世俗文学，可是取舍这一面，也不能漠视。在此，只强调世俗文学的需要和忽略。纵然在不同时代的世俗文学，它们总是在许多不同的需要之下，才会产生某些文学特征；与此同时，也会包含一些微妙的忽略，从而使世俗文学纵然走向光辉的成果，跟着不能不渐渐显出缺乏和不足。问题就在取舍之时，如何对应世俗文学的需要和忽略，及后的超越才是真正具有实效，而不是自说自话，满以为超越了世俗文学，到头来还是与世俗文学没有两样。
〈扩大〉曾提及一个算是特别的写作习惯，对于「取舍和超越」这个核心议题，可以「小题大作」，总结这个层面的讨论。作者那个特别的写作习惯，是有一些经历才产生的：
前几年，神通过带领我进入不同文体的写作，在我生命中做他奇妙的善工。他一方面向我开启来自天上的智慧，让我写出我自己写不出的东西。信主第一年，在我对圣经还不熟的情况下，就让我经历了非常奇妙的诗剧《创世记》和长诗《关于苦难》的写作，里面运用了大量的经文，全部是祷告得来的。那时我基本上没有什么解经书，只有一本简易的《经文字词索引》。这种经历使我极为好奇、兴奋，对神的主权和智慧常常惊叹不已。那一段的经历使我养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习惯，就是凡与信仰有关的文字，特别是比较重要的文章（包括散文、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或者是长篇小说重要的关键部分，我都会跪下祷告，在主面前诉说自己的无能，仰赖他赐下。
那个特别的写作习惯，作者在下一段作了更多的补充，并且肯定这是「依靠祷告的写作方式」：
有时，祷告后就平安地相信他，坐下写时，句子就从里面泉水般流出。有时，却需要长久等待，什至一而再，再而三地离开卓子跪下祷告，直到心里得着了神同在的确据，和从他而来的勇气。也有的时候，会按照里面圣灵的感动暂停写作，等待他的时间再动笔。这种依靠祷告的写作方式，并非是基督教文学写作的唯一方法，但应该是很重要的一种，基督徒作家可以借此方法超越自我。
「取舍和超越」这个核心问题，上文已从不同层次和方向作出分析和探讨。但是从实际的情况，探讨如何依靠圣灵来写作，还是没有触及。事实上，这位作者的经历，的确吸引一些未曾以这种方式写作的基督徒作家，尝试一下。固然，如同作者强调，这种写作方式「并非是基督教文学写作的唯一方法」，可是作为一种方式，我宁可强调基督徒作家在其中需要怎样的心态，而且在那样的心态中如何敏感圣灵的声音以及怎样自处谦卑。我认同外在的行为一定影响内在的心态，可是内在的心态的操练也可不受外在形式的限制，而神最看重的是内心。当内心开始敏感神的临在，在思想和心灵中体验那似重若轻的微声，总是向内心更深处渗透，叫自己对更深层的生命有更深的了解，从而不断觉醒原来自己仍是那么软弱和无能。这种过程需要不断操练才有可能熟悉圣灵的微声。一方面，我们要调准心态，专注神在内心的声音，另一方面，这种声音临到，我们应该立刻顺服回应，这样，神的声音就会愈来愈清楚、明显。其中少不了，要离开罪行，熄灭犯罪的念头，以及不受其他事情干扰、全心全人的投入，让神的声音更清楚地呈现。至于自处谦卑，重要的一点是，深深感到自己「同时是蒙恩的人又是罪人」。梁家麟说得好，「要是我们不应犯罪，却又不能免于犯罪，我们始终会做一些不该做的事，终究未能摆脱作为罪人的境地，不能免于『我是个罪人』的招供。无疑我们在道德行为上有若干进步，但这无改我们的人性结构，不会使我们摆脱如马丁路德所说的『同时是蒙恩的人又是罪人』（simul instus et peccator）的描述。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蒙恩是真实的，罪人却还是罪人。」〔梁家麟着：《追求成长》（香港：学生福音团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六月），页八十六至八十七〕「罪恶愈多，恩典愈多；恩典愈多，罪恶亦愈显多（罗五20）。愈是经验上帝的恩典，愈能体会自己是罪人，我们『同时是蒙恩的人又是罪人』。」（同上，页九十三）如此，我们就不能不自处谦卑，不断熟悉圣灵的声音，从而让圣灵光照和充满。我们能够这样敏感圣灵的声音以及那样自处谦卑，依靠圣灵的写作才可渐渐建立起来。
总结而言，超越与取舍这两个层面，从以上种种的分析和探讨，不断地显示〈文学初探〉）和〈扩大〉还有不少空间可以进一步讨论。所谓超越与取舍，就是不断探讨各种问题更进一步的情况，看看如何把这些情况的限制有所超越，其中也作出适当的取舍。由此，基督教文学才可不断深入发展，最终能够开花结果，一代接上一代。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与不思进取，都不是踏实地发展基督教文学的方法，但是真实的超越与取舍，总是在种种问题之中，把馀下的空间慎重思考和分析，使问题有更广阔的发展。不能简单地提出见解，就可达到超越与取舍。
以上四方面是核心问题，对于综论中国基督教文学创建的问题，算是较为完备；其中仍存在变数和反对的意见。在第一个层面，我不但提出「文学土壤的贫瘠」的问题，而且特意地加上「解决之道」。在第二个层面「改变文学土壤贫瘠的探索」，我指出这些探索的不足和如何解决。第三个层面「取材的困难」，我也是提出有什么困难，然后提出解决之道。最后一个层面「取舍与超越」，我用最多篇幅来分析以及讨论，因为这是更加深层的问题，非下多点功夫不可，总意是不能简单地提出见解，就可达到超越与取舍。当然，我们不认为综论了这四个核心问题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然后不再需要继续探讨。相反，我的目的是强调，「对综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创建，有一个全面性的开展；当代的参与者或是未来的继承者，在这些可行的方向下，都可继续依循和探讨，最终确立中国基督教文学创建的大蓝图。在这一点上，可能包含不少变数，其他人也会提出反对的意见。」例如政治的强烈变化，必然对文学的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又或是教会仍然不想正视和解决种种对文化和艺术的歪曲看法，作为基督徒作家势必采取另外一些行动来解决问题。所谓反对的意见，可以针对「中国基督教文学创建的大蓝图」。是否需要一个大蓝图来创建中国基督教文学？各自有各自的发展，不必共同以某一张蓝图作为自限。我也知道这个事实，然而我感到既然基督徒作家是蒙神呼召的人，他们一定不可只求个人的努力和成就，完全不理会神在他们身上的共同心意；即是说神在整体上对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心意。我认为我们可以和而不同，并且可以相辅相承。最后，「反对的意见」可指本文的一些疏漏之处。虽然我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来综论一些重要的问题，但是终究一切的讨论都不是完全的，其他人总有蹊径可寻，继续探讨问题。从以上所论，这部分真是不是总结的总结。
结束本文之前，我想到我们应该彼此鼓励和自我鞭策。〈扩大〉也提出两个不错的鼓励，可惜未能进到更深的地步。当然，对认识文学创作不深的弟兄姊妹，仍然有其价值。第一个鼓励：「基督教文学作品应产生震撼人心灵深处的作品，因为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是鑑察人心肠肺腑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林前二15），神话语的应许是基督徒作家写出深刻人性、剖析社会的保证，也是呼召。」第二个鼓励：「一个基督教文学作家不必限定自己的文体和风格，因为造物主更了解受造者，更能化腐朽为神奇地使用我们，创造出他心意中的东西。充分地信任他，将自己心思、时间完全柔顺地放在主面前，是一个基督徒作家的『聪明之举』。我体会到：你能将自己生命中、写作中多大的空间给神，神就能在你的生命和写作中，创造多大的神奇。」为何这两个鼓励，不能进到更深的地步？我认为神话语的应许以及将自己心思、时间完全柔顺地放在主面前，应该有更为细致的层面，不是单单拿一句经文以及作出某些行动就能保证一定写出深刻的人性和社会的剖析，以及在你的生命和写作中，创造多大的神奇。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一文，有精简的分析，在此不作详论。我们需要的鼓励在于更深的层面；这层面只有与神有更深入的相交，才能获得。愿意我们向神说，让我们进到生命的更深处，被他完全改变，阿们！
自我鞭策可以来自很多方面，这里只选取其中一种方式，就是对一句说话的记忆。对于其他基督徒作家一定有其他自我鞭策的方式。苏恩佩在三十九年前写成〈基督徒与文艺创作〉，最后一句话常常萦绕我的心头：「这一代中国基督徒能否在文艺上有成就，有待许许多多拓垦者的努力。」〔苏恩佩：〈基督徒与文艺创作〉，《沉睡》，页五十八〕这句话在三十九年后的今天仍然响彻云霄，至少我作为其中一位基督徒作家，不敢不努力！这一代参与者或其他后来者，从以上的概述和分析，至少有少少启发。笔者相信他们仍然不断向前迈进，而这篇文章是其踏脚石，使他们继续开疆拓土，最终照耀中国文坛！
──○七‧八‧三十一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7.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