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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邢福增在《時代論壇》的「眾議園」發表〈墮落世界中的神聖寫作－－中國大陸基督徒作家北村〉（下文簡稱〈神聖寫作〉），不難發現文章的目的，主要不在於中國基督教文學創建的問題。然而這種建構的提出更令筆者注意。文中以如下的文字作為總結：「中國基督教文學的創建課題，展現了信仰能否與社會文化，以至時代心靈對話的可能。在關注基督教在當前中國社會發展的現況與前景時，我們也得把目光轉到基督教文學這個長久被忽視的領域去，從而拓寬我們的視野，深化我們的思考。」這個長久被忽視的領域，不能只有北村的努力和成果就可創建；這是顯而見的事實，不需多費筆墨。本文不以北村的文學見解和文學作品來探討中國當代基督教文學創建的問題，雖然他的努力不容忽視。如下先作立論，然後精簡地論述四個在這個課題下必然面對的層面。對綜論中國基督教文學的創建，有一個全面性的開展；當代的參與者或是未來的繼承者，在這些可行的方向下，都可繼續依循和探討，最終確立中國基督教文學創建的大藍圖。在這一點上，可能包含不少變數，其他人也會提出反對的意見。
多年來，談論中國基督教文學創建的文章實在不多，而成果不顯，影響也不大。至少有以下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這個題目牽涉的範圍甚廣，究竟從哪一方面入手，才能真正對這個題目有所創建，不是人云亦云，或是老調重彈。另一原因：論者是否親身參與並有所創作，而且對這方面是否有不斷的思考和實踐；談論起來才不會只有觀念或理論，毫無實質的成果。有建樹的著作，無論以專文或是專書表之，不單使人眼界拓寬而且對於隱藏於題目內的困難，總是在釐清後給人繼續下去的方向。從以上的觀點和方向而言，〈神聖寫作〉實在沒有真正面對這些原因，更沒有達成有建樹著作的果效。相反，去年九月的《舉目》有兩篇文章，分別是莫非的〈重拾彩虹盡頭的金鑰匙－－基督教文學初探〉（下文簡稱〈文學初探〉）與施瑋的〈擴大我們的帳幕〉（下文簡稱〈擴大〉），真正地討論一些相關的問題。本文主要以這兩篇文章為骨幹，同時也引述他人與自己的文章，嘗試以四個層面綜論中國基督教文學創建的問題。許多前輩和作家，數十年來斷續地探討中國基督教文學創建的問題，筆者相信現在正是進入更深層的開始，從而確立一個穩建的基礎，成為後來者的踏腳石，繼續開疆拓土，照耀中國文壇。
第一個層面需要我們正視：中國基督教文學土壤的貧瘠。〈文學初探〉開始，就討論「基督教文學現象」：「隨意走進一家基督教書房，便可為現代基督教文學現象把個脈。成排成排的書籍是解經、神學、教會歷史、牧會指導和家庭輔導之類。文學書籍呢？也有，不過常被擺在邊陲不顯眼的地方，且只有少少幾本，算是基督教各類出版品的一點平衡。」事實上，這是最表面的發現，在背後包含許多問題和歷史背景。
第一個問題是往往偏重理性認識和思考。在〈文學初探〉較後部分，即有這樣的描述：「說實在，文字事奉在中國也推廣多年了，也許我們應捫心自問：是否基督教書寫，只能停留在工具性的文字水準？『基督教出版』為何常予人第二流的印像？難道關於上帝和信仰的寫作，不應用第一流最精煉、最優美的文字來呈現？」作為參與者，我們不會反對「關於上帝和信仰的寫作」應該用第一流最精煉、最優美的文字來呈現。當然，有志於這方面寫作的人是否具有這種能力，是一個問題。然而最重要是以「最精煉、最優美文字來呈現」，關於滿有公義和慈愛的上帝以及充滿奇妙的信仰！不是現在幾乎完全偏重理性認識和思考的書籍，可以代替。當然，這方面是重要的，只是較為偏重以至失去平衡；許多時候，給人的印象是根本不需提及人的感性，因為感性毫不重要。在以上的情況，感性是相對性的重要；原因是簡單的，並不深奧。也許，如下的表達最為簡單和直接。人的理性和感性，原是互相配合，也互相補充；理性確立信念和知識的方向，而感性在其中扮演補充動力和長久支持的角色。感性使生命頓然生色，也使人與人相感生愛，可是有時候感性也會流於憂傷和迷失，甚至擾亂人的行為和態度。理性在此，有導航和調節的作用，不使感性過於泛濫，毫無節制。
第二個問題，是把時間追索半個世紀，才可把問題顯明出來。追本溯源，大概來說，近半個世紀，仍然有意或無意之間存在一些不好的觀念。「中國基督教文學的荒涼，主要原因是觀念的問題︰主要是由於一般教會－－尤其是正統信仰的教會－－對文學、藝術所存的歪曲和偏狹的觀念。」〔蘇恩佩：〈基督徒與文藝創作〉，范鳳華編；《沉睡與清醒之間－－話語傳承之美》，（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二零零四年五月初版），頁四十二，以下簡稱《沉睡》〕為何如此？「過去幾百年裡，我們可看到信仰從西方文學和藝術裡漸漸撤退，這對文化是一大損失。後來承繼信仰的中國，則接收了西方基督教信仰思辨和講道的精神，基督教文學因而一直像個營養不良、長不大的孩子。生當然還是要生，但沒有營養和成長環境來培育，所以多少年來都發育不良。」（〈文學初探〉）這個源頭可追溯至中世紀改教的時代；本文不會詳細探討。只要把下面的文字倒過來思考，可以明白箇中道理：
……在我們生命中有多少部分是屬於主基督？祂只對我們稱為宗教或屬靈的部分有興趣嗎？抑或祂乃是關乎我們生命的每一部分－－身體、靈魂、意念、靈性？從我們創作甚麼樣的藝術，便可以清楚箇中答案。
〔史蒂夫‧特納著、侯意平譯：《想像無限－－基督徒藝術創作的異象》（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二零零六年七月），頁三十六〕
我們的創作，如果只是偏重理性，解說真理－－這個方向是對的，但是單單解說真理而且可以實踐出來就足夠嗎？－－忽略感性，上文所言的藝術，定然蒼白，毫無感染力。對於本文著重的文學創建，情況更是顯而易見。當然，我們是全人的屬於主基督，而祂關注的也是我們的全人。因此，理性不可忽略，感性也要正視。現在華人教會，需要加強教導，著實推動文學創作和評論。
我們進一步伸論，文學創作對中國教會整體發展，有其重要性。以上的論述，似乎只關乎中國教會某一方面的問題，並不與中國教會整體發展相關。事實上，並不如此。簡單一點說，基督信仰不只是擁有一套理念的宗教，乃是完全關乎生命的宗教。這樣，生命在文學中呈現和深化，從中國文學源遠流長的發展，是自然不過之事。可是從更正教來華傳教以來，中國教會繼承種種不同的教導以及受到自身的文化氛圍影響，幾乎完全忽略這方面的發展。幸好，多年來，仍有少部分信徒與不多的基督徒作家，在某些層面因著個人的領受，或斷或續地創作，使文學創作的命脈，縱然微弱也能勉強支撐下去。如果我們不只是以理性認識和研究這個本質上屬於生命層次的宗教，同時在文學上（當然也包括其他藝術創作）留下寶貴的呈現和探索，中國教會必然更健全，更有滲透力，在中華民族各個層面上，更具影響力；中國人信奉基督信仰，也必然更多！可以說，文學創作對中國教會整體發展，真的有其重要性。
首先，我們需要從觀念上開始改變。首先，我們不曾全力正視文學創作對中國教會整體發展的重要性。這種全力的正視，容易矯枉過正，稍有不慎有過火的表現。以下是一個較中庸、較易實行和較具效果的方法。冰封三呎非一日之寒；破冰較容易，驅寒則從整體環境來著手。要改變環境，始終從個人開始，個人的觀念不改變，已經不能談下去！開始改變，事實上也不僅是個人的問題，而且需要向週遭的人發揮影響力。一個人又一個人受到影響，漸漸地才可擴展到環境，環境最後也漸漸被改變！這種影響力，定然包含個人的意志和毅力，在其中也有一定程度的個人看法；這些是缺少不了的。當環境一點點地改變了，愈來愈多人閱讀文學作品，出版社不像現在出版文學書籍，多是虧本，需要靠其他賺錢的書籍補貼。正如以上曾提及需要加強教導弟兄姊妹，著實推動文學創作和評論。這些教導、推動和評論，需要不同的人材和資源。所謂教導，不是一般性在教會或課程上的教導，而是在個人方面，對文學創作有全面的認識，更重要是有個人的創作經驗（作品的水準至少與著名作家相約），在教導方面也有這方面的恩賜才行。推動方面，不止是在組織上有一定規模，對於推動的策略也需要因應地區和氣候，曉得循序漸進，最後可以凝聚不同地區的基督徒作家，從而深層地推動文學創作。至於評論，不能只是現代的一般性評論；他們更需要負起文學創作方向的發掘以及怎樣造成更廣泛的影響。最後，資源從何而來？當然有足夠的財力，才可著實推動以上各種途俓。這些途俓經過多年實踐和吸收經驗，才可達到全力正視文學創作對中國教會整體發展的重要性，並且產生果效而不流於空談。
以上從切身方面出發，又與宏觀來透視全局相關。可是，最基本的還是這一點：「文學需要在基督教信仰中被重新定位」。（〈文學初探〉）所謂重新定位，固然需要重新思考中國教會過去有意無意間定下一些錯誤的看法，並且不能只談文學，應該把文化和藝術一起重新思考。可是希望把文學定得中肯和有力，對現實有適切的回應，也不能不注重當代文學的發展和世界文學的流變。結合以上三方面，文學在基督信仰的重新定位，才可產生一個較為穩固的基礎。
扼要言之，重新思考中國教會過去有意無意間定下一些錯誤的看法，有一個「看法」一定要消除，此外還有兩個「肯定」需要實踐。那個「看法」就是教會不只是重新定位文學，她應當除去對文化和藝術的歪曲想法，不要視它們是離經叛道的東西，從而不再輕視它們。教會至少要明白，文化和藝術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不明白並不重要，最重要是放開成見，逐步認識。要在教會中建立對文化和藝術真正的定位，其中有兩個重點需要特別注意。第一個重點：一切藝術皆指向不能憑肉眼就可看到的精神世界，其中「必有一種獨到的新鮮的觀感」〔朱光潛：《文學與人生》，引自潘耀明：〈諾貝爾文學獎與文學的「道」〉，《明報月刊》總四九一期（二○○六年十一月），頁十七〕。第二個重點：各種藝術都包含獨特的元素和歷史發展。從以上的紏正和兩個重點出發，「文學需要在基督教信仰中被重新定位」才是真實和具有實踐性。至於第一個「肯定」，就是教會對基督徒作家的位置有所肯定，從而對他們加強鼓勵、同情和共鳴；這樣，我們才能建立重新定位文學進一步的基礎。第二個「肯定」，就是肯定被呼召為作家是存在的。如同蘇恩佩在三十九年前所言，「筆者絕對無意輕看教會工作的神聖的呼召。筆者只是要扭轉一些被歪曲的觀念，強調一些被忽視的事實，指出『傳道』、『奉獻』與『呼召』的廣義」。事實上，被呼召為作家是一種獨特的選擇；「這是一個嚴肅的選擇，一個不為人接受的選擇」〔蘇恩佩：〈基督徒與文藝創作〉，《沉睡》，頁五十八及五十七〕。這兩個「肯定」不能留於空談，一定要實踐出來。
說到中國當代文學，我不敢說她已完全走入歧途，甚至患有重病，到達膏肓之境（余杰：〈病入膏肓的中國當代文學〉），但從中國源遠流長的文學發展和百多年來的文學變革，我們還可以約略看到，中國作家數千年來所走過的路，並且在廿一世紀的今天，基督徒作家應該有的位置和態度。文學的開始源於對自然和萬物的感觸，最初表現在語言的歌唱和身體的動作。這些代代相傳的語言和動作，在人的內心早已漸漸留下深刻的影響。較後的時期發明文字，這些歌唱和動作就能傳之後世。不過中期的年代，詩詞的誦唱以及戲曲的產生，仍可伴隨文學的發展，始終沒有完全捨棄。隨著社會的日益進步，文字不只是抒發個人的情感，還能發揮管治民生的作用。由讀書識字到考取功名，有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的步驟。當人有平天下之心或有抱負之志，對民間疾苦最為上心，可是權力和個人利益作祟，那些匡扶濟世之志不免受到打擊，甚至最終蕩然無存，及後多數有志氣的文人只能寄情山水，或是從事某些學問的鑽研，在「三不朽」（即「立功」、「立言」和「立德」）中能達到其中一項，才能算是對個人無愧，對後世有益。大概到清末至民國初年，文人的作品和地位才能得到直接的肯定，自成一種價值和使命。可惜從抗戰到文化大革命，文學漸漸成為一種「工具」，用於政治鬥爭和社會改革。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改革開放的浪潮蔓延全國，文學漸漸變成一種商品，許多作家被消費者刻意也好，無意也好，總受了「控制」。有一點，說起來算是可悲的，就是礙於無形和有形的政治意識形態，在自覺和不自覺的情況下，將文學本有的對人生和社會更深切的反省加以抑制，向著無關痛癢的方向發展。自此，讀者愈來愈感受不到作家內心最深切的一面，作品的深度又隨之大減。套用香港近年常用的一個「術語」，這是「雙輸」之局。另一方面，文學在百多年來的文學變革，往往講求內容和形式的融合和獨特，這不能不使文學過於著重內容和形式的探索，所謂「玩前衛」、「玩先鋒」、「玩純形式」、「玩語言」、「玩智力遊戲」等等，取代了精神世界的開掘。因此，對未來文學的發展，基督徒作家一定在商品市場和政治意識形態之外，有個人的立足點和堅定的看法，甚至有抗衡的心志，不為物質和利益所誘。不然，文學再不成為文學；這樣，我們可以創作甚麼？我相信基督作家最終的防線，不是靠著個人的意志和操守；最大的得力應該來自聖靈的更新和加力。
最後稍加探討世界文學的流變。各國的文學到了廿一世紀，早已不分疆界；各國文學已互相滲透和影響，不能只顧本身的發展。所以，這一代作家不但講求對本身文學源流的重尋和開發，還需要對各國文學有適當的認識和吸收，不宜受到過分的影響，忽略本身應該有的發展和限制。近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有一個特別的情況可堪思索，甚至成為在世界文學流變中一個間接性的啟示。萬之在〈明日共黃花再生香－－評二○○五年諾貝爾文學獎〉曾引用諾貝爾文學獎前評委會主席吉倫斯登（Lars Gyllensten）一本著作中兩段文字。在其中我們可以知道近年評選標準的變化：
瑞典學院經常受到批評，說他們把獎發給了「寂寂無名」的作家。而所謂「寂寂無名」的作家其實是那些在其自身語言領域已經很有名和受稱讚的作家，只不過瑞典媒體和文化人沒有注意而已。
文學獎也不是要發給所謂一時最成功的作家－－所謂「最好的」作家。這樣的作家並不存在。真正的作家是特立獨行的：他們各有自己的目標、標準和價值。所以評獎有一實用的準則：評給那些有獨特文學質量但可能還沒有獲得他或她值得獲得的國際承認的作家。也就是說，這是一種起教育作用的評選，也是為公正服務。這是為了推廣和傳播優秀的文學。至少，我把這看成我在瑞典學院諾貝爾委員會中的任務。
（《明報月刊》總四七九期（二○○五年十一月），頁七十八至七十九）
這兩段文字，至少給我們一個間接性的啟示，其中是一體兩面的。第一面是指所謂「已經很有名和受稱讚的作家」，未必是那些受到大部分人接受的作家。恰恰相反是另一段所言，「他們各有自己的目標、標準和價值」的作家。第二面，是指那個「實用的準則」：「評給那些有獨特文學質量但可能還沒有獲得他或她值得獲得的國際承認的作家」。從文字的涵意來說，「已經很有名和受稱讚的作家」與「獨特文學質量」是相同的，兩者的意思也就是「他們各有自己的目標、標準和價值」的作家。因此，我們在文學的創作上，是否能達到上述世界文學流變的情況和那個一體兩面的間接性啟示呢？這些層面，我們實在需要不斷深思和努力，更少不了神的恩典和能力！
從更大的中國文化層面再看文學土壤的貧瘠，意義更為獨特。〈文學初探〉曾有這樣的評論：「文學，也必須栽種在文化的遺產中，建立在文化的傳承和積累上，再開發，再創新。不幸地，中國文化在基督教信仰方面的遺產是貧瘠的。」在我看來，所謂貧瘠，究其原因，是中國文化經歷數千年的發展和積累，幾乎沒有一種觀念或思想，可以簡單地對照和相比基督信仰，從而可以照般如儀。當我們說到「合儒」、「補儒」和「成全中國文化」，最終說服不了，使中國文化的學者深覺基督信仰真的對中國文化有以上的作用。因為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實在存在衝突的思想；的確，「問題在這些彼此衝突的思想能否調和起來，分歧能否統一而已」〔梁家麟：〈徘徊耶儒之間－－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關研究評介〉，《建道學刊》第五期（一九九六年一月），頁二百二十四〕。我在〈正式開展中國基督教文學〉曾提出如下的觀點：「我們需要真正地進入中國的文化與自己的信仰源頭，找到兩者可以相合和相融的核心部分，再加上個人從神所領受的恩賜，各自發揮所『看見』的核心，在和而不同的激盪下，深具特色的中國基督教文學就可就應運而生，最終形成中國基督宗教的文化根基。」這是從文學的轉化層面立論，不是文化的研究和比較，其中最重要的步驟是將兩者可以相合和相融的核心部分作重心的轉移，而中國傳統的文化在此不能不作出相應的調整和轉變。說到底，這才是根本之道，因為我們不可能完全推反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然後重新建立所謂「中國基督教的文化」，使其成為中國的主流文化。所以，文學土壤的貧瘠正正警告我們應該從核心的問題來開展中國基督教文學！這是獨特的意義所在，需要我們正視。
這部分，我以張曉風前輩早年提出的兩個問題作結。提出這兩個問題，是多年前的事，現在再說出來仍是暮鼓晨鐘，在有心人中更是不斷向前的其中兩個方向：「今日基督徒作家中，有多少人是敢於突破傳統而直抒胸臆的呢？」在此可以把傳統理解為廣義和狹義。廣義方面，可泛指一切有形和無形的教會傳統或社會傳統，例如對某一些禮儀的意義、教會宣講的模式或是對世界的看法。我指的，不是歷久常新的教會傳統，而是某一時代和氣候所形成的教會傳統，因為過了某一時代和氣候，這些教會傳統就不一定適合現在的時代和氣候。狹義方面，例如對某些經文的解釋和應用、不墨守文學的傳統和看法，或是生命改變的模式。至於另一個問題：「有幾個中國基督教的作者曾經把舊文學當作一種泉源，而同時也把新文學當作一種借鏡呢？」（張曉風：〈基督教文學的語言應用〉，《沉睡》，頁二十七及三十五）多年前提出這兩個問題，現在再說出來，仍有它們的獨特意義。教會或社會傳統，的確不斷在變，可是其中仍然影響我們。從文學的源頭來看，我們也不能脫離中國的舊文學和新文學，而單單只有信仰的源頭。
其他基督徒作家也探索過如何改變這種土壤。固然每一位論者，都有他的議論方向，至於是否與貧瘠的文學土壤相應，實在需要探討一下。〈文學初探〉提出以下一連串的觀點：
反觀中國基督徒作者，很多人自己是第一代基督徒，信主的歷史尚淺。若說文學是反映人生，我們反映出來的信仰深度，只能跟著我們的信仰生命的成長走。信主五年的，無法寫出信主二十年的屬靈深度。新成立的教會，尚未經歷百年教會的僵化掙扎。我們沒有太多前人的足可追隨，只能披荊斬棘地走出自己的一條淺跡。
所以，與其說我們是在基督教文學寫作上拓荒，不如說更多地還在生命上的「成為」，成為甚麼呢？成為「雲彩樣的見證人」。我們見證自己和週邊的掙扎，一點一滴地用文字紀錄，為文化留聲。我們，就在用自己的生命寫初版的屬靈故事，再用自己的故事來開創基督教文化的豐富遺產。
這是我們寫作的窘迫困境－－所貢獻的，不過寡婦的兩個小錢，但神卻看為珍貴。因為，這就是我們全部的「養生」。所以，也是一種令人振奮的開疆拓土經驗，是神必會祝福的文學和文化挑戰。
從自然成長的角度來看，第一段與第三段，似乎言之成理。可是按著這種觀點，如果這一代不能建立有深度的信仰，並且傳承下去，同樣，下一代以至再下一代，也沒有多大的分別。因為「我們沒有太多前人的足跡可追隨，只能披荊斬棘地走出自己的一條淺跡。」事實上，我們不是完全如此。一方面，信仰的深度，有時候不一定與個人信主的年日成為正比。他從宗派的傳統吸取養分，而且近代的某些作品也可發生啟發的作用；至少產生「此路不通」的結論。另一方面，神對一些信徒特別的指引和開啟，也可以超越過去宗派或個人的信仰深度。這是少數的特殊例子，當然不能成為通則，但是這種可能仍然不能忽略。在第三段的論述，筆者明白這位作者的用心；她鼓勵我們，不要輕看自己付出如何微小。的確，我們微小的付出，神「看為珍貴」。然而，筆者只想問一問，現實的情況真是「窘迫困境」？還是我們忽視當代仍然有人盡上心力，在神的恩典下企圖開創獨特的基督教文學？從這方面而言，下面的分析是我們應該思考的方向：
為甚麼華文基督教文學在主流文學中沒有足夠的影響力？我們並非缺少非基督徒或文化基督徒寫的，受基督教和聖經思想影響的華文作品，恰恰是缺少了有生命的基督徒，能將生命與信仰傾注其中、傳遞純正聖經信息，又具備文學價值的「核心作品」。曾有學者研究認為，中國當代大多數著名的作家，作品都曾受基督教深淺不同的影響，甚至不乏取自聖經題材的作品。但這些受基督教文化影響的作品，和有基督徒身分的知名作家，並沒能形成華文的基督教文學。
（〈擴大〉）
我認同這句話：「缺少了有生命的基督徒，能將生命與信仰傾注其中、傳遞純正聖經信息，又具備文學價值的『核心作品』。」然而，這話不但是說易行難，而且不是基督徒作家有意志便可轉變的。我在〈當代基督徒作家，需要進深！－－評介胡燕青一次講座的大綱（上）〉指出：「『討論一：基督徒作家的立足點是甚麼？』第一句就逗人思考：『他是基督徒，也是文學家，但他不一定就是基督徒作家』。她提出『一個真正的基督教作家的層次至少有兩種』，第一種」：
信基督教，有意識地用文學來呈現個人信仰概念的作家。他是一個基督徒作家，但不一定是偉大的基督徒作家。因為他仍須要有意地把自己的寫作方向，從一般文學創作的大陣營中區別出來。寫《冰點》的三浦凌子就是這一種。
「第二種」：
信基督教，有意識地用文學來呈現真實生命的作家。他是一個偉大的基督徒作家，因為他的文學水平充分而自然地就成為讀者的部分。寫《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寫《安娜卡列念娜》和《戰爭與和平》的托爾斯泰就是這一類作家。
跟著我有如下的分析；「如果沒有深思這兩段話，讀者會覺得她的分類過於嚴格。此外，她用上『呈現個人信仰概念』和『呈現真實生命』這樣的截然劃分，是否有足夠的理由？起初，我也思考到，在兩者之間實在會存在著從第一種過渡到第二種的情況。然而，在理論上或是實際上，我們應該用上她的劃分方法，用來呈現這兩種層次的『真正基督教作家』；不要忘記，她是這樣說：『至少有兩種』。在我看來，她沒有貶低三浦凌子，而是對比起杜斯妥也夫斯基和托爾斯泰這兩位文學巨匠，她這種分類是智慧的提出。不過，我要強調，究竟一位『真正基督教作家』是屬於前者，抑或屬於後者，不是他個人的意志可以決定。神使用他，他怎樣經歷人生而又能夠得到多大的恩典和能力，不是這種客觀的分類可以斷言。然而，這樣對基督徒作家個人生命本質的確立，無疑切中肯綮，能言他人所不能言。」〔《基督教週報》總二一五八期（二○○六年一月一日），第十版〕因此，單單說「缺少了有生命的基督徒，能將生命與信仰傾注其中、傳遞純正聖經信息，又具備文學價值的『核心作品』」，並不能對現實有何真正的把握。我們只能向神切切禱告，自己也盡上本分，成為「呈現真實生命」而不是「呈現個人信仰概念」的基督徒作家！
此外，〈擴大〉也提出另一個改變文學土壤貧瘠的方法：「目前，需要培養華人基督徒的文學閱讀。一來因為基督徒除了聽道、查經、讀屬靈書籍，也需要娛樂。文學不僅可供娛樂，且寓教於樂，同樣可以有門徒培訓、講道、靈修的功用。另一方面，如果基督徒都沒有適合的文學作品可讀，不具備文學閱讀能力，認為文學就只有世俗文學，他們怎樣可能來支持基督教文學？他們中間又怎會成長起一批又一批的基督教文學作家？」所以〈擴大〉在以上論點下，再提出：「目前應將信徒作為主要的基督教文學受眾。這個領域的空缺，是華文基督教文學的一個契機。另外，非信徒也同樣會被這類作品打動。」問題始終是個人和整體兩方面的相互作用，才能真正解決文學土壤的貧瘠。只說「需要培養華人基督徒的文學閱讀」，還未觸及核心。
文學作品的取材問題。〈文學初探〉曾有這樣的分析：「有時我們也會看到，一個教外人反而比基督徒更能指出教內的黑暗與偽善。所以依我淺見，當作品偏向呈現基督教文化現象，或描寫人性和罪惡在信仰中的掙扎時，應和基督徒所寫有類同的可信度。但若偏向神聖、奧祕的個人屬靈經歷、或闡釋神學教義幽微的部分時，我們則要小心地分辨。」深一層來看以上的觀點，與文學作品的取材息息相關。當中有一個不易明白的情況，就是縱然在教會（我指的是普世教會，而不是某一間教會）內多少都會存在黑暗與偽善。我認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許多時候，我們在教會內太講何為真理；無可厚非，教會必須宣揚真理，但是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宣揚真理，自己就等於真理。我們要有足夠的謙卑，同時也有深刻的反省，讓真理先光照我們，然後再向會眾光照。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一些獨特的情況。所謂「一個教外人反而比基督徒更能指出教內的黑暗與偽善」，隱含著在教會內有些人沒有深切反省自己的生命，因而偏向黑暗與偽善。既然本人已不自知，教會外的人便容易擁有客觀的眼晴，看到當局者毫不察覺的問題。所以作者提出「當作品偏向呈現基督教文化現象，或描寫人性和罪惡在信仰中的掙扎時，應和基督徒所寫有類同的可信度」，是合理的分析。此外，進到信仰的核心經驗，例如「偏向神聖、奧祕的個人屬靈經歷」或「闡釋神學教義幽微的部分」，作者指出我們「要小心地分辨」，的確是謹慎的做法，因為這些作品不一定寫得好，同時也不一定寫得不好。原因有兩方面。一方面個人有親身的經驗，才可把這些與信仰的核心相關的問題，在作品中寫得實在和生動。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承認有個別作者，因著個人的天賦，縱然沒有個人親身的經驗，也能從其他途徑寫出這些特別的核心經驗與教義的幽微。
歸納起來，文學作品的取材大致可分為教外和教內。從教外人士來看，近代實在有不少以「教內的黑暗與偽善」為題材的作品。我在另一篇文論早已討論這個問題。「除了這種則重有其原因，更重要是揭示了這種寫作模式不能寫出傑出甚至偉大的文學作品，因為他們在暗斥中已漠視了基督信仰中最寶貴的地方－－神真實的愛和神的同在。其實，真實和虛假都會存在每一個人的生命中，無論他是否基督徒。怎樣獲得這分洞悉力，可以區分兩者的幽微，途徑只有活出一分對神和對自己的謙卑以及不斷受聖靈感動，不斷延綿出一種深度的自覺；在作品自自然然顯出真實和虛假，相生又相剋的屬靈深度！」〔〈中國基督徒作家對真實的追求〉（上），《導向》總二一五期（二○○三年七月），頁三十〕如果從教內的人士再看這個問題，無論是「教內的黑暗與偽善」，還是「偏向神聖、奧祕的個人屬靈經歷、或闡釋神學教義幽微的部分」，都可成為筆下的題材，只要作者對自己和神是真誠的，就沒有問題。問題反而出於那個時代是否有足夠的個人因素和時代因素，促成無論是前者或是後者的寫作，最終使作品別具深度，而不是流於發洩與空談，又或是有其獨特的眼光，但是所呈現的視野卻沒有從聖經而來；若是如此，不能不說有點可惜。個人因素，是指個人對當代的時代環境有獨特的透視，而這種透視固然源於個人的心靈對整體環境的深入感觸，可是最重要是這種感觸與整體環境發生甚麼作用。這種作用其實發自個人整體的生命；整體的生命又與他所堅信的信仰或對人生的理解，密切相關。至於時代因素，是指觸及這個時代所形成的普遍信念以及對個人意念和行為的限制。如果這種時代因素是如此強烈地影響個人的思想和行為，對於作家當然比一般人有更深的了解。作家在這樣的情況下，通常是先知先覺的，並且更能勇於面對。
另一方面，〈擴大〉也有一些內容與文學作品的取材相關。當中有這樣的討論：「以聖經為題材的作品，始終是基督教文學中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屬於『核心』的一塊，對於當前的華文基督教文學創作尤其重要。」事實上，指出這方面的重要性，過去真的沒有多少文章有如此明確的指出，可惜作者沒有進一步探討。我在「散論聖經與小說創作」這個系列性文論中，已開始討論這個重要議題，在此不想重複（見這個專欄較前的部分）。在此只須指出這個重要議題不容易落實。因為，直接地把聖經的一些故事，只是加長或是改頭換面，事實上並不是以聖經為題材。所謂以聖經為題材的作品，至少是超越直接的引用，而且一定需要對聖經的故事有深切的理解，在不違反正確的解釋後又能超越正確的解釋，最重的還是有足夠的能力，把這些理解融會於作品，最終與當代的人的心靈產生共鳴和影響。
基督徒作家除了以上取材的困難，如何取捨創作的精神與超越過往的成果，也是十分重要的層面。最基本的創作精神如同〈文學初探〉所言：「創作應有其自主性，不能拿來作任何價值觀傳遞的奴婢。」因此，當這篇文章提到否認自己是基督徒作家的作家，他們的作品與自認是基督徒作家的作品存在差異，我們的注意力應該超越差異，看到背後更深的含意。當然「就在寫作是為文學而作，而非只為傳揚基督教而寫」，可是「吊詭的是，這些否認自己是基督徒作家的文學作品，反而比一般號稱基督徒作家的還要更深入民心，也流傳得更廣。我想是因為他們謹守文學本位，在文學作品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他們的基督教信仰，而非用文學來包裝信仰、宣傳信仰，才會有如此輝煌的寫作成績和文學定位。」對照上文曾提到「呈現個人信仰概念」和「呈現真實生命」這兩種基督徒作家，更能補充這些話。所謂包裝信仰、宣傳信仰，許多時候不一定出於惡意，相反大都出於善意。只是他們不能分清並且深切明白，文學創作最講求是對生命的真誠。縱然出於善意，希望把自己看為最寶貴的信仰向人介紹，可是不是出於對生命的真誠，或是對這方面有所覺醒，就急急表達出來；這樣，寫出來的作品，往往犯上包裝和宣傳信仰的巢臼。很重要一點，就是「呈現真實生命」的作品，不但指向自己，同時也指向他人（在筆下，自然是人物）。也即是說，這些人物能夠充分反映「呈現真實生命」的各種元素，才可以不屬於「呈現個人信仰概念」的作品。所以，更深一層而言，那些否認自己是基督徒作家的作家，不想受信仰的限制，只寫出合乎正統教義的作品。因此，他們故作相反；對於他們來說是必然之事。〈文學初探〉說：「我想是因為他們謹守文學本位，在文學作品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他們的基督教信仰，而非用文學來包裝信仰、宣傳信仰」，只是表面的原因。背後的原因是他們對生命的真誠，不願意受到信仰的限制。但是，沒有一位作者不能完全不受自己信仰的影響。我們只能說，作為一位對自己真誠的作家，我們不受信仰的教義和傳統價值觀所限制，從自己對生命的真誠出發，與神直接對話和掙扎，才能避免犯上包裝和宣傳信仰的巢臼。所以，不是單單「謹守文學本位，在文學作品中十分自然地流露出他們的基督教信仰」，就能有「如此輝煌的寫作成績和文學定位」。我們的注意力應該超越這個差異，看到背後更深的含意。
從以上的角度，再看上一部分曾引述的話，又可伸引另一層面的分析。「有時我們也會看到，一個教外人反而比基督徒更能指出教內的黑暗與偽善。所以依我淺見，當作品偏向呈現基督教文化現象，或描述人性和罪惡在信仰中的掙扎時，應和基督徒所寫有類同的可信度。但若偏向神聖、奧祕的個人屬靈經歷、或闡釋神學教義幽微的部分時，我們要小心地分辨。」我認為在教會內（我仍然是指普世的教會，不是某地方的教會）存在黑暗與偽善，是在特別的情況才會產生的。教會的確是宣揚真理的地方，可是宣揚真理並不等於自己就是真理。我們需要深刻反省自己與真理是否接近，是否愈來愈讓真理擁有自己，是否愈來愈向真理降服？如果我們只偏向自己就是真理，又不深刻反省自己一切所行的，是否足以顯揚真理，令人把頌讚和榮耀都歸給真理，我們一定容易產生黑暗與偽善。為何教外的人反而比基督徒更能指出教內的黑暗與偽善，原因很簡單：當局者迷。我們能克服這種自義的困難也不是沒有其他困難。「偏向神聖、奧祕的個人屬靈經歷、或闡釋神學教義幽微的部分」，我們又如何取捨和超越？上文提及兩點：是否有足夠的個人因素和時代因素，促成「教內的黑暗與偽善」和「偏向神聖、奧祕的個人屬靈經歷、或闡釋神學教義幽微的部分」的寫作；這就是另一個困難。我要補充一點，歷代有建樹的神學家，他們的研究足以開啟一扇特別的窗戶，通向另一個含意深遠、令人生命深切得益的精神世界！問題只是我們能否有效地建立神學與文學之間可以貫通的橋樑，使我們的作品轉化，縱然「偏向神聖、奧祕的個人屬靈經歷、或闡釋神學教義幽微的部分」，仍然保留文學的素質。我知道很難做到以上的分析，但是這種分析不失為一個重要的取捨和超越的方向。
如果從實際的角度，討論題材的取捨，以下這句話是否擊中要害，值得討論：「最主要的是要看作品的內容，是否只抓住基督教旋律中一、兩個音符來作不相干的文章，或與我們教義有所違背，便都不能算是基督教文學。」（〈文學初探〉）？進一步分析這句話，更牽涉整體作品的表達。如果說，「抓住基督教旋律中一、兩個音符來作不相干的文章」，是指在作品中含有小量的基督教旋律，言下之意，是否大部分甚至全本作品充滿基督教旋律，就能算是基督教文學？縱觀數十年來的討論，這個問題已是老生常談，幾乎每一代的基督徒作家，總會問這個問題。我認為〈文學初探〉對這個問題的分析，大致是正確的，只是需要既從整體又從局部，細緻地分析那本作品是否以大量的篇幅來表達某些獨特的真理，還是較為細緻地在字裡行間，漸漸呈現互相連貫又互有影響的人生真相或基督教真理，以至作品的深度和廣度驟然增加。如果是這樣，就不能只從表面上是否「抓住基督教旋律中一、兩個音符來作不相干的文章」，就認為不是基督教文學。至於是否違背教義，也不能簡單地只看表面，遽然下定論是違背教義。從各方面仔細分析，反覆地看看在作品底層所流動的思想，在一一連繫和碰撞之下，是否隱藏表面看似違背教義但是內裡卻深刻反映教義更深層的地方。因此，一部作品是否屬於基督教文學，不能只從表面的簡單分析就可下定論；我們一定從更深的層面，作全面和仔細的分析，才可下一個定論。
再細節而論，文化語言和用語有何取捨和超越呢？〈文學初探〉曾說：「文學脫離不了文化語言。中國文化中佛教用語如『醍醐灌頂』、『來世今生』、『緣分』等等俯拾皆是。基督教用語在中國文化中，則仍算是生疏的語言，還不夠『草根性』或『本土化』。」跟著〈文學初探〉又有這樣的分析：「所以要創作基督教文學，基督教語言、《聖經》故事、比喻與引言，便須先被植入中國的文化土壤，成為我們生活語言的一部分。所以，如何讓信仰有創意地進入語言，在文章標題，文章內容等多方面引用，使屬靈語言生活化，到最後普遍地成為真正的文化語言，是基督徒作者的一大挑戰。」我們必須留心，所謂屬靈語言是否單單從聖經原文所翻譯出來的中文聖經的用語？還是個別宗派從口頭傳統所留下的用語？明顯，屬靈語言應該關乎生命的本質問題，單單從原文翻譯出來的中文聖經的用語，只能說是未經深刻消化和融會的用語。至於文化語言，是另一層面的語言，與生活語言互有關係和影響。生命的本質應該從聖經的真理來開展，然後用現代人能夠明白的語言來表達。雖然我甚為欣賞漢語聖經協會未來出版的新漢語譯本（我只看過符類福音三卷的翻譯），但是這些較好的翻譯也不能取代再用漢語對聖經真理的詮釋和深化。我這樣說是眼於文學創作，並不包括神學的研究和註釋書的不斷更新。
我們又可從廣義的層面，討論何謂基督教文學；其中也牽涉取捨和超越的問題。〈擴大〉除了提出上文討論過的「以聖經為題材的作品，始終是基督教文學中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屬於『核心』的一塊，對於當前的華文基督教文學創作尤其重要。」還有如下類似的觀點：「雖然基督教文學是非常廣的概念，但我認為基督徒寫的傳遞聖經世界觀的文學作品，是廣義的『基督教文學』中的核心部分。」有一件可惜的事情，就是直至現在至少還沒有一本公認的文學作品，可稱為「傳遞聖經世界觀的文學作品」！因為當中實在有不少難題需要克服。縱然我們明白了聖經的世界觀（數十年來在不少神學著作或專題文章甚至專著，早已論及聖經的世界觀），然而我們還沒有作家可以強而有力，並且以深刻的文學技巧來建構一部足以傳遞聖經世界觀的文學作品。我認為不但存在上文提及的個人因素和時代因素，而且中國基督教文學長久不被重視，也是重要的原因。此其一。另一方面，如何才算是「傳遞聖經世界觀的文學作品」？是否單單引用聖經就是傳遞聖經世界觀的文學作品？我回應前一個觀點，已說到一個重要的方向：「所謂以聖經為題材的作品，至少是超越直接的引用，而且一定需要對聖經的故事有深切的理解，在不違反正確的解釋後又能超越正確的解釋，最重的還是有足夠的能力，把這些理解融會於作品，最終與當代的人的心靈產生共鳴和影響。」如果要深入一點回應後一個觀點，我必須指出，如果真的能夠產生一部「強而有力，並且以深刻的文學技巧來建構一部足以傳遞聖經世界觀的文學作品」，這部作品不能不深入觸及中國文學的核心思想和技巧，而且超越這些思想和技巧，直接與聖經整體的觀念相通，從而呈現另一種別具特色卻沒有違背聖經原意的文學思想和技巧。此其二。這兩方面的難題，不容易克服。我相信不是一兩代人可以完成，可是有人正確地提出，方可靠近，甚至找到解決這些難題的途徑，否則我們不可期望數代以後可以產生一部公認的文學作品，可稱為「傳遞聖經世界觀的文學作品」！
如果以基督徒作家個人生命作為核心，呼召是不能不提的。〈擴大〉的作者曾分享他個人的呼召。「神對我的呼召，首先是一個宣教士，然後是基督教文字事奉者，最後才是一個基督教文學寫作者。也就是說，我可以是個作家，以基督教文學這種形式來傳遞神的信息；我也可以順從神的引導，隨時放下文學寫作，以任何一種別的形式傳遞神的信息。基督教文學寫作者有無這樣的心志，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寫作的審美趨向。這也是基督教文學作家必須經過的，『分別為聖』的割禮。經此割禮後的人，他的寫作審美不會被世俗文學所局限、同化。他的審美來自於造物主，也將被神不斷豐富、更新、擴大。」從某一層面而言，這也是取捨和超越的問題。在此，所謂取捨，不只是選取這個，放棄那個如此的簡單；而說到超越，也不是個人有怎樣的能力，可以超越自我，不斷突破限制。因為從基督徒作家個人生命來看呼召這個問題，是神與個人生命最底層的相合的問題；不是任何身份的先後次序的問題。所以，我們是否一定如同這位作者的生命，首先是宣教士，其次是基督教文字事奉者，最後才是一個基督教文學寫作者？這位作者把以上的問題聯繫於寫作的審美趨向，而且引用聖經舊約的立約儀式（即割禮），表達基督徒作家個人生命的「分別為聖」。事實上，這位作者把呼召的問題複雜化，並且把個人的例子說成普遍的原則。因為一位基督徒作家可以被神呼召，只是從事文學的創作，沒有別的身份也不是問題。至於是否有無這樣的心志，與他的審美趨向不一定構成直接的關係。我也明白作者的用心，她以此暗示，作為一個基督教文學寫作者，應該有隨時順服神的心志。可是這不是具有核心的意義。另一個情況，才具核心的意義：
……「有聖靈居中作主」的「生命圖象」，逐步經歷「離」和「合」中各種進程和改變，最終使我們獲得自我身份的確認（personal identity）。一方面，人不能純粹透過自己去定義自己，另一方面，在寫作進深上，人也不能只求自己在生命上如何發揮想像力和創造力。因為自我的成現（emergence of self），是自我主體在相遇關係中澱積出來的，而「有聖靈居中作主」的「生命圖象」更會向外擴展，感染他人。當中更奇妙的是那獨特的、不能被取代的「我」，必須與世界、與周遭的人、與神的相遇中才被確認出來；從此，個人在周遭的世界，漸漸有一無所有的絕對謙卑心態。由於自覺在神的偉大和奧妙面前只能算為一無所有，所以自己再沒有任何條件和權利，去造成任何優越感來批判他人。反之，是體諒和包容，並且願意對方也能一同感到自己的所有：自己的所有就是神的臨在。這是最寶貴、最需要向人分享！最後，在寫作的進程中，我們也沒有任何條件或堅持，一定寫成怎樣的作品！
（見筆者未刊文論〈我們甚麼也沒有？〉）
〈擴大〉曾提及更廣泛的呼召，而且牽涉歷史的層面。文中有這樣的文字：「華文基督教文學的各個領域都需要文本與寫作實踐的積累，這一代基督徒作家正是被神呼召、被歷史選擇，來成為這個『積累』的一代。」的確，基督教文學是經過多代的積累才可具有影響力，甚至形成傳統。我們有如此更廣泛的呼召和歷史的眼光，對我們從事基督教文學創作，不無助益。但是，我們也不可不注意，無論那一代都需要對過去數代的積累，有所取捨與超越，而不是單單作為「積累」的一代。如果只是強調「積累」而看不到對前人的取捨與超越，實在不夠全面。
對聖經的深入認識與經歷是取捨和超越其中一個重要的根據；〈擴大〉也曾提及認識。「寫文學散文、小說、詩歌的弟兄姊妹，也許無需成為神學家，但我認為在神話語上，特別是在基本要道上所下的功夫，不該比傳道人少。雖然這功夫不能、也不需要直接反映在文字表面，但若不下這功夫，你的基督教文學寫作就上不去、深不了。」以上的觀點，只提及認識聖經，忽略經歷的重要，同樣是不夠全面的。固然，聖經的一切真理，在有限的人生中實在不能完全地經歷，可是經歷對認識聖經有直接的幫助。一方面，經歷使認識不流於知識的層面，從而提昇至更廣闊的生命層次。另一方面，經歷使認識深化於個人生命之中，生命因而更具影響力和感染力。的確，這位作者說得不錯，「也許無需成為神學家，但我認為在神話語上，特別是在基本要道上所下的功夫，不該比傳道人少。雖然這功夫不能、也不需要直接反映在文字表面，但若不下這功夫，你的基督教文學寫作就上不去、深不了」，可是假若沒有經歷直接的幫助，他的基督教文學寫作上去了、深入了，也不甚足夠。當然，再相反來說，認識也可深化經歷，使經歷更加深厚。有一點需要略提一下，就是轉化這些對神話語的認識和經歷在文學寫作上，實在微妙，不是單憑個人的努力便可水到渠成。在這一點上，強調神的恩典和能力的賜予，是十分重要的。
對於世俗文學的了解也是取捨和超越另一個重要的方向，不能不提。「不媚從世俗文學，並非不需要了解世俗文學，因為只有了解、掌握後，才能超越。」（〈擴大〉）從整體的精神來看，當然需要超越世俗文學，可是取捨這一面，也不能漠視。在此，只強調世俗文學的需要和忽略。縱然在不同時代的世俗文學，它們總是在許多不同的需要之下，才會產生某些文學特徵；與此同時，也會包含一些微妙的忽略，從而使世俗文學縱然走向光輝的成果，跟著不能不漸漸顯出缺乏和不足。問題就在取捨之時，如何對應世俗文學的需要和忽略，及後的超越才是真正具有實效，而不是自說自話，滿以為超越了世俗文學，到頭來還是與世俗文學沒有兩樣。
〈擴大〉曾提及一個算是特別的寫作習慣，對於「取捨和超越」這個核心議題，可以「小題大作」，總結這個層面的討論。作者那個特別的寫作習慣，是有一些經歷才產生的：
前幾年，神通過帶領我進入不同文體的寫作，在我生命中做祂奇妙的善工。祂一方面向我開啟來自天上的智慧，讓我寫出我自己寫不出的東西。信主第一年，在我對聖經還不熟的情況下，就讓我經歷了非常奇妙的詩劇《創世記》和長詩《關於苦難》的寫作，裡面運用了大量的經文，全部是禱告得來的。那時我基本上沒有什麼解經書，只有一本簡易的《經文字詞索引》。這種經歷使我極為好奇、興奮，對神的主權和智慧常常驚歎不已。那一段的經歷使我養成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習慣，就是凡與信仰有關的文字，特別是比較重要的文章（包括散文、小說、詩歌等文學作品），或者是長篇小說重要的關鍵部分，我都會跪下禱告，在主面前訴說自己的無能，仰賴祂賜下。
那個特別的寫作習慣，作者在下一段作了更多的補充，並且肯定這是「依靠禱告的寫作方式」：
有時，禱告後就平安地相信祂，坐下寫時，句子就從裡面泉水般流出。有時，卻需要長久等待，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離開卓子跪下禱告，直到心裡得著了神同在的確據，和從祂而來的勇氣。也有的時候，會按照裡面聖靈的感動暫停寫作，等待祂的時間再動筆。這種依靠禱告的寫作方式，並非是基督教文學寫作的唯一方法，但應該是很重要的一種，基督徒作家可以藉此方法超越自我。
「取捨和超越」這個核心問題，上文已從不同層次和方向作出分析和探討。但是從實際的情況，探討如何依靠聖靈來寫作，還是沒有觸及。事實上，這位作者的經歷，的確吸引一些未曾以這種方式寫作的基督徒作家，嘗試一下。固然，如同作者強調，這種寫作方式「並非是基督教文學寫作的唯一方法」，可是作為一種方式，我寧可強調基督徒作家在其中需要怎樣的心態，而且在那樣的心態中如何敏感聖靈的聲音以及怎樣自處謙卑。我認同外在的行為一定影響內在的心態，可是內在的心態的操練也可不受外在形式的限制，而神最看重的是內心。當內心開始敏感神的臨在，在思想和心靈中體驗那似重若輕的微聲，總是向內心更深處滲透，叫自己對更深層的生命有更深的了解，從而不斷覺醒原來自己仍是那麼軟弱和無能。這種過程需要不斷操練才有可能熟悉聖靈的微聲。一方面，我們要調準心態，專注神在內心的聲音，另一方面，這種聲音臨到，我們應該立刻順服回應，這樣，神的聲音就會愈來愈清楚、明顯。其中少不了，要離開罪行，熄滅犯罪的念頭，以及不受其他事情干擾、全心全人的投入，讓神的聲音更清楚地呈現。至於自處謙卑，重要的一點是，深深感到自己「同時是蒙恩的人又是罪人」。梁家麟說得好，「要是我們不應犯罪，卻又不能免於犯罪，我們始終會做一些不該做的事，終究未能擺脫作為罪人的境地，不能免於『我是個罪人』的招供。無疑我們在道德行為上有若干進步，但這無改我們的人性結構，不會使我們擺脫如馬丁路德所說的『同時是蒙恩的人又是罪人』（simul instus et peccator）的描述。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蒙恩是真實的，罪人卻還是罪人。」〔梁家麟著：《追求成長》（香港：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二零零五年六月），頁八十六至八十七〕「罪惡愈多，恩典愈多；恩典愈多，罪惡亦愈顯多（羅五20）。愈是經驗上帝的恩典，愈能體會自己是罪人，我們『同時是蒙恩的人又是罪人』。」（同上，頁九十三）如此，我們就不能不自處謙卑，不斷熟悉聖靈的聲音，從而讓聖靈光照和充滿。我們能夠這樣敏感聖靈的聲音以及那樣自處謙卑，依靠聖靈的寫作才可漸漸建立起來。
總結而言，超越與取捨這兩個層面，從以上種種的分析和探討，不斷地顯示〈文學初探〉）和〈擴大〉還有不少空間可以進一步討論。所謂超越與取捨，就是不斷探討各種問題更進一步的情況，看看如何把這些情況的限制有所超越，其中也作出適當的取捨。由此，基督教文學才可不斷深入發展，最終能夠開花結果，一代接上一代。墨守成規、固步自封與不思進取，都不是踏實地發展基督教文學的方法，但是真實的超越與取捨，總是在種種問題之中，把餘下的空間慎重思考和分析，使問題有更廣闊的發展。不能簡單地提出見解，就可達到超越與取捨。
以上四方面是核心問題，對於綜論中國基督教文學創建的問題，算是較為完備；其中仍存在變數和反對的意見。在第一個層面，我不但提出「文學土壤的貧瘠」的問題，而且特意地加上「解決之道」。在第二個層面「改變文學土壤貧瘠的探索」，我指出這些探索的不足和如何解決。第三個層面「取材的困難」，我也是提出有甚麼困難，然後提出解決之道。最後一個層面「取捨與超越」，我用最多篇幅來分析以及討論，因為這是更加深層的問題，非下多點功夫不可，總意是不能簡單地提出見解，就可達到超越與取捨。當然，我們不認為綜論了這四個核心問題就能解決所有問題，然後不再需要繼續探討。相反，我的目的是強調，「對綜論中國基督教文學的創建，有一個全面性的開展；當代的參與者或是未來的繼承者，在這些可行的方向下，都可繼續依循和探討，最終確立中國基督教文學創建的大藍圖。在這一點上，可能包含不少變數，其他人也會提出反對的意見。」例如政治的強烈變化，必然對文學的創作產生一定的影響，又或是教會仍然不想正視和解決種種對文化和藝術的歪曲看法，作為基督徒作家勢必採取另外一些行動來解決問題。所謂反對的意見，可以針對「中國基督教文學創建的大藍圖」。是否需要一個大藍圖來創建中國基督教文學？各自有各自的發展，不必共同以某一張藍圖作為自限。我也知道這個事實，然而我感到既然基督徒作家是蒙神呼召的人，他們一定不可只求個人的努力和成就，完全不理會神在他們身上的共同心意；即是說神在整體上對中國基督教文學的心意。我認為我們可以和而不同，並且可以相輔相承。最後，「反對的意見」可指本文的一些疏漏之處。雖然我用了相當長的篇幅來綜論一些重要的問題，但是終究一切的討論都不是完全的，其他人總有蹊徑可尋，繼續探討問題。從以上所論，這部分真是不是總結的總結。
結束本文之前，我想到我們應該彼此鼓勵和自我鞭策。〈擴大〉也提出兩個不錯的鼓勵，可惜未能進到更深的地步。當然，對認識文學創作不深的弟兄姊妹，仍然有其價值。第一個鼓勵：「基督教文學作品應產生震撼人心靈深處的作品，因為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是鑑察人心腸肺腑的。『屬靈的人能看透萬事』（林前二15），神話語的應許是基督徒作家寫出深刻人性、剖析社會的保證，也是呼召。」第二個鼓勵：「一個基督教文學作家不必限定自己的文體和風格，因為造物主更了解受造者，更能化腐朽為神奇地使用我們，創造出祂心意中的東西。充分地信任祂，將自己心思、時間完全柔順地放在主面前，是一個基督徒作家的『聰明之舉』。我體會到：你能將自己生命中、寫作中多大的空間給神，神就能在你的生命和寫作中，創造多大的神奇。」為何這兩個鼓勵，不能進到更深的地步？我認為神話語的應許以及將自己心思、時間完全柔順地放在主面前，應該有更為細緻的層面，不是單單拿一句經文以及作出某些行動就能保證一定寫出深刻的人性和社會的剖析，以及在你的生命和寫作中，創造多大的神奇。在〈我們甚麼也沒有？〉一文，有精簡的分析，在此不作詳論。我們需要的鼓勵在於更深的層面；這層面只有與神有更深入的相交，才能獲得。願意我們向神說，讓我們進到生命的更深處，被祂完全改變，阿們！
自我鞭策可以來自很多方面，這裡只選取其中一種方式，就是對一句說話的記憶。對於其他基督徒作家一定有其他自我鞭策的方式。蘇恩佩在三十九年前寫成〈基督徒與文藝創作〉，最後一句話常常縈繞我的心頭：「這一代中國基督徒能否在文藝上有成就，有待許許多多拓墾者的努力。」〔蘇恩佩：〈基督徒與文藝創作〉，《沉睡》，頁五十八〕這句話在三十九年後的今天仍然響徹雲霄，至少我作為其中一位基督徒作家，不敢不努力！這一代參與者或其他後來者，從以上的概述和分析，至少有少少啟發。筆者相信他們仍然不斷向前邁進，而這篇文章是其踏腳石，使他們繼續開疆拓土，最終照耀中國文壇！
──○七‧八‧三十一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7.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