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开展的原因
数年来，我看到不少基督徒作家已开始着文立说，深入思考中国基督教文学；从这现象看来，中国基督教文学应该是正式开展的时候。长久被一般基督徒忽略的中国基督教文学，有这些相反的现象，我相信不是物极必反，而是这个议题的核心，已经被不少有心人层层探究，剥掉了许多表面的问题，开始进到问题的核心。因为这些文论的思考重点，与三四十年前同类的文论相比，不但有明显的不同，而且进入的领域更是问题的核心。近期吴美筠的〈从忏悔文学到神圣书写〉（见第一○二五期），从一些层面入手，深入探讨这个仍然受到漠视的议题。其中有些地方，值得进一步探讨。另一些地方，可以略作补充。此外，有些地方需要商榷，并且由此进入另一些核心的议题。我在另一篇文论对其中的核心问题，有一个较完备的分析，可供其他有心人继续探讨和实践，最后略略介绍作为本文的总结。
文化与信仰的相合和相融
在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文学是否真的令人茫无头绪？在我看来，前人的确付出不少努力，无论是不断思考或写下文章，最后曾鼓励和推动一小撮的基督徒作家，写下了为数不多的作品。原因不是茫无头绪，而是找不到文化与信仰能够相合和相融的地方。我不否认「中国根本缺乏宗教的文化根基」，而所谓「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源头」也有相同的情况。然而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些缺乏之中，我们需要真正地进入中国的文化与自己的信仰源头，找到两者可以相合和相融的核心部分，再加上个人从神所领受的恩赐，各自发挥所「看见」的核心，在和而不同的激盪下，深具特色的中国基督教文学就可应运而生，最终形成中国基督宗教的文化根基。因为，经历数十年的断续探讨，许多探讨的方向和实践的途径已经证实，不能从那些方向和途径把源自西方的基督信仰，在中国本土的文化中植下深根。因此需要进一步探讨，是我们各人如何发挥所「看见」的核心？然后又如何在和而不同的激盪下，产生深具特色的中国基督教文学？这些情况，实在有待将来继续探讨和实践。
文学的本质与基督教文学的根源
另一个情况，也值得关注。文学的真正本质是什么？这一点文中有另一些观点与此相关。吴美筠提到文学是「属于想像话语」和「超功利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仍然有不少基督徒没有认识这些真正的本质。当然文学的真正本质，不能以「属于想像话语」和「超功利的」可以概括，还有较后作者提出的「承载想像」和「创造特质」这些观点。然而，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质，需要论述一下。杰出或是伟大的文学作品，自然地产生一个奇妙的精神世界，让人驰骋和探索。这个文学性的精神世界，是否与圣经相合，无疑是其中一个批评高下的标准。我认为这个重要的特质是所有基督徒作家，不能忽视的、另一个文学的真正本质。
这篇文章曾讨论圣经是基督教文学的根源，算是近年另一篇正式提出这个核心问题的文章。文中说到「什少注意圣经的文学性」，是指「有利地成为文学的养份」。圣经与文学重新联合，基督徒作家一定在这方面做得好，使信仰的话语方式与文学不再分家，并且反过来丰富信仰的话语方式，从而产生深厚的文化环境。事实上，这种正视和努力，对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只是过去总没有人看到，跟着积极地实践。因此，如何吸收圣经的文学养份，就成为每一位基督徒作家不可避免的挑战。问题很简单，我们不能把那些以文学角度从经文中阐释出来的文学技巧（现在不少释经书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探讨经文的意思），照般出来便可吸收其中的文学养份。如何转化，确实不容易。我有一个看法：能够出色地转化圣经的文学养份，是间接地印证神赐给这位基督徒作家的恩赐和能力。
文学家与文学的基督性
最少受到讨论，的确是华人基督徒怎样看基督教文学家。文中的用语更牵涉另一个层面。「到底华人基督徒心目中怎样看基督教文学家，这是鲜有人探讨的，至于对基督徒作家的期望，不外是让他们在其文字找到福音的信息，而非基督教之于整体中国文学的意义」。究竟华人基督徒应该怎样看基督教文学家？较为中肯的看法，基督教文学家是专门从事文学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国基督教文学作品的阐释较有修养。我们不能看基督教文学家为异类，他们只是释经学者和神学家以外，较少人提及的专业人士而已。对于基督徒作家的期望，如果只是「让他们在其文字找到福音的信息」，这实在太简单了。因为福音的信息固然不能完全没有，不过也不是每一篇作品一定包含这个元素，才是基督教文学作品。但是不包含其他相关的圣经真理，一定会显出贫乏的素质，同时也不能有较出色的文学作品。看深一点，吴美筠提得不错，对「基督徒作家的期望」应该进一步注意「基督教之于整体中国文学的意义」。我认为这个核心议题值得关注，正如我在两年多前的〈中国基督教的《红楼梦》〉，已经关注这个层面（请参阅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三日的《基督教周报》），并且近年更进一步讨论，中国基督教文学对中国文学有何独特贡献（见未刊稿〈中国基督教文学的独特贡献〉）。但是必须小心，如果要了解得实在而有意义，不是泛泛而论，一定有这方面修养和恩赐的基督教文学家，才可以做到，看见树木又看见树林。当然，在某程度上一般基督徒也可以关注这个核心议题，只是整体的环境仍然不利中国基督教文化的形成；这方面的关注，不可寄予厚望，免得过于负面。
有一个观点，值得商榷。吴美筠提到「中国文学的基督性」。她认为Christian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译成中文，往往是「中国文学的基督教色彩」或「中国文学的基督教信仰特质」，「二者都过于侧重文学中的基督特质、特色或指涉」。因此她「只好译作中国文学的基督性这个比较欧化的词组，使基督教的内蕴在中国文学上有其未可知的发展空间，也包含可开拓的无限可能性」。这是过去基督徒作家从未提出的观点。我要指出，在某一种情况下，因应当时的时代和文学发展，采用一个有独特含意的词组来表述一个文学发展中的特殊情况，过去的文学史是有例可援。然而，是否采用「中国文学的基督教色彩」或「中国文学的基督教信仰特质」就不能表达「使基督教的内蕴在中国文学上有其未可知的发展空间，也包含可开拓的无限可能性」？我不否认「基督性」具有基督信仰独一无疑的本质，但是这一词组又能足以表述所谓「未可知的发展空间」和「可开拓的无限可能性」？我在〈中国基督教的《红楼梦》〉中曾讨论一个新的创作构思；这个创作构思明显就不能以「基督性」一词可作概括。事实上，「中国文学的基督教色彩」和「中国文学的基督教信仰特质」这两个词组，只能概括地指出一些意义，至于具体的表述，只能从各种作品中加以分析和探讨，使其中的发展空间和可能性，以某些代表性的词组再作综合和归纳。我认为以上的方向较具实践性，无需再刻意提出「中国文学的基督性」这个实在「比较欧化的词组」。因此，继续沿用「中国文学的基督教色彩」和「中国文学的基督教信仰特质」，或是我们过去一直沿用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仍是可行的。
「有圣灵居中作主」的「生命图象」
对于「袖性书写」，不但需要商榷，而且由此进人另一个核心的议题。当吴美筠提到北村在汤清文艺奖的获奖词里申述他得奖作品的写作经验时，说到「使人羡慕渴求的，是在圣灵引导下写作的先验性」。及后她分析，「若是神性（Divinity），其意则更广，是指有一种像神的素质的特性。至少神圣书写一定并非写作时很holy的精神境况、或作品神圣无误。若谓作品追求属神的特质，则我更倾向理解为在神的探讨和召唤下书写。那么说来，神圣／性书写不是什么创作理论或技法，只是一种创作状况（什或不能算是态度），而这种状况是神的恩待和拣选」。数年前胡燕青在一次讲座中提到「有圣灵居中作主」，然而胡燕青没有进一步论述这个核心的议题。无论是北村、吴美筠或胡燕青，都没有精简地探讨圣灵在「袖性书写」、「神的恩待和拣选」或是「有圣灵居中作主」的情况。我在〈我们什么也没有？〉一文曾精简地探讨这个核心议题（此文还未刊登）。从温伟耀在〈论基督教与中国信仰中的超越体验〉第二章第三节「有情意主体之间『对话的生命』现象学描述」（载于林荣洪、温伟耀着：《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二零零一年二月初版，页一百七十八至一百八十八），我转化出「有圣灵居中作主」的「生命图象」（diagram of life），在此不能详细引述。我要指出，基督徒作家有这种「生命图象」（diagram of life），他就不会出现吴美筠所言，「没有明明把神的道说穿的作家，也不一定没有类似的书写，或许他羞于启齿，或许怕过分表彰恐妨张开了骄傲的破口」。
两个核心
文中讨论《我和上帝有个约》，也进不到核心，当然也进不到另一个核心。当然《我和上帝有个约》主角陈步森在小说中段前已没有用「借口」来「圆说自己」犯罪的「正确」，但是「后来却在得到饶恕后更有力量接受犯罪的后果」，是领受福音，还是倚靠自己？北村固然不同于「传教式的道理」那样把福音直接表述出来，可是北村真的「把福音照明却不屑稍加注脚」呢？整本《我和上帝有个约》，北村没有直接显示福音的真理，我认为原因在于中国出版书籍，纵然是小说也不能明正言顺地宣讲福音。然而，至少苏云起这个人物和他的辅导站所表现出的特别，实在使基督徒不能没有疑团：究竟他（们）所说的各种道理是否真实而且带给人帮助？相反的，是虚假的，并且穿上基督信仰的外衣？最为特别的是「二十六、罪犯成了作家」这一章，有些地方完全是以某种独特的方式解说福音（一百五十五页）。在小说里直到中间才正式提出「上帝」一词（一百四十三页；七十九页有「上帝」一词，只是间接地提到），而福音中「不是靠行为」乃是「靠相信」，还有「认了你的罪，也悔改了你的罪」，其中也需要「接受爱」，只能在小说结束之前才可完全出现。但是耶稣的降生、受苦、受死和复活以及由此带给人的新生命，在小说中都不能以文学的手法一一呈现出来。所以，主角陈步森最后有力量接受犯罪的后果，究竟与福音有多大关系，最值得我们探讨（在「四十六、软弱者更有力」这一章，「苏云起说，陈步森比我破碎得彻底，而我还太坚硬」）。此外，吴美筠也说到「从叙事观点来看，作者不但用了上帝的视觉（第三身）叙述，更处处以上帝的凝视而非大众的凝视下叙事，叙述者充满怜悯的目光，彷佛并非别人，而是关心每个人物的心灵是否得释放而非有何行动的上帝」。如果较为仔细阅读这本小说，有些地方的确如此，然而有不少地方只是直接表明人物的生命和其中的矛盾；这是与他在小说中整体的叙事技巧密切相关。所以，我们至少可以说北村不是完全用上帝的视觉（第三身）叙述，「关心每个人物的心灵是否得释放」。
进不到另一个核心，是指「挑战基督徒以至普罗读者的地方」。从「心灵的郁闷」而言，「小说最能挑战基督徒以至普罗读者的地方」，是以独特的叙事技巧呈现罪、罪责、饶恕（包括自己和他人）、悔改、接纳自己（也包括他人）和申张公义等等，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张力。这一切在每个人物中有真实的和有道理的，可是同时也包含虚假的什或不自知的。所以最核心的问题，是北村未能以圣经启示下神说话的特质（参温伟耀着：《基督教与中国的现代化：超越经验与神性的寻索》，香港：基督教卓越使团，二零零一年七月初版，页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一）及由福音显出罪的各种真理（详参贝尔考韦尔（Gerrit C. Berkouwer）着、刘宗坤、朱东华、黄应全译：《罪》，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二零零六年），借此显示罪、罪责、饶恕（包括自己和他人）、悔改、接纳自己（也包括他人）和申张公义等等，达不到更高的层次。虽然如此，仍不可忽视以下的情况：他从独特的叙事技巧所呈现的主题和深度，在当代基督教小说史中有其定位和贡献，只是在此不能旁及。读者可参下半年笔者发表的〈三言《我和上帝有个约》〉：〈一言：《我和上帝有个约》的主题与深度〉；〈二言：《我和上帝有个约》的叙事技巧〉；〈三言：《我和上帝有个约》在当代基督教小说史上的定位与贡献〉。
忏悔维度的再释
跟着吴美筠提到忏悔维度，实在击中要害，只是她的分析也是进不到核心。她说：「刘再复讨论中国文学缺乏忏悔维度时，曾引用了《红楼梦》。贾宝玉的忏情和悔悟使他皈于佛门。其实对一切情欲否定并不能为他带来释放，但北村的作品不同，他使人物在忏悔中说出真相，真正的社会和谐和宽恕的盼望来自揭开面纱，也不只是向神揭开」。我猜想，她曾阅读刘再复和林岗合着的《罪与文学──关于文学忏悔意识与灵魂维度的考察》，才可提出忏悔维度；可是她忽略「红楼梦与『共犯结构』」这一章对《红楼梦》的悲剧与「共犯结构」、忏悔者的性格与心灵、还泪的隐喻及伟大的忏悔录等等的阐释，实在不能以吴美筠这个简单的说明，便忽略这本伟大小说所隐含的独特忏悔维度。因为我们不能以「贾宝玉的忏情和悔悟使他皈于佛门」的结果，而说「其实对一切情欲否定并不能为他带来释放」。贾宝玉整个独特的忏悔过程，也什为重要。刘再复和林岗在这部合着，还有一章「文学与灵魄的自救」曾讨论高行健在作品中的「自救意识」，其中包括逃亡与自我的拯救、个人化的立场与禅者的慧悟、回归脆弱的个人、上帝缺席之后的自疑与自我拷问。当我们深入探讨忏悔维度，至少对我而言，不能不以文学作品来「回应」《红楼梦》的「共犯结构」和高行健的「自救意识」。还有一点，她说「北村的作品不同，他使人物在忏悔中说出真相，真正的社会和谐和宽恕的盼望来自揭开面纱，也不只是向神揭开」。我认为敢于向神揭开面纱是先缺条件；有了这个条件，然后「真正的社会和谐和宽恕的盼望」，才可完全地实践出来，否则其果效一定大减，什至不真实和带有虚假的成分。我基本上同意她跟着的分析：「只是，人物罪性往往依靠人物的罪行来呈现，若论忏悔维度则只算是个开始，因它还未能逼视在没有犯罪者（平凡一如你我）内里的罪性。也许忏悔只是中国文学的基督性的开始而已」。不过，按圣经的启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而不是「没有犯罪者」。因此，从这方面而言，北村有意以严重的犯罪者来对照，什至隐喻其他看来好像没有犯罪的人，其实也是罪人，而不是单单以「人物罪性往往依靠人物的罪行来呈现」。总结起来，她对忏悔维度的分析实在击中要害，可惜就是进不到核心。
总结
从这篇文章最后的一段文字，我们可以总结以上一些核心的议题，并且略略介绍另一篇文章。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作家，都有他的位置和方向。吴美筠在这一段文字中，正表现她对自己的了解，虽然还没有清晰的方向：「在这廿一世纪之初，作为基督徒知识型作家，到底我可以做什么，到底我缺乏什么，亏欠了什么？在末后的日子，这是我不断祷告、深思和省察的要事」。对自己有深切的了解才能明白神对自己的旨意；纵然在未来的路向上需要寻觅，她有「不断祷告、深思和省察」，至少一定较为容易。我认同「文学是管子，是心灵的载体，是人类灵魂的呈现」，但是跟着提及的「通过圣灵书写作品」、「依靠圣灵」及「中国文学里的基督性」。上文我已扼要地探讨了其中或相关的含意。我们需要「深深正视和探讨神所爱的」中国基督教文学，不再继续绕圈子，并且正式开展中国基督教文学。本文一开始提及，「我在另一篇文论对其中的核心问题，有一个较完备的分析，可供其他有心人继续探讨和实践，最后略略介绍作为一个总结」。这篇文论题目是〈综论中国基督教文学的创建〉，文中分别探讨「文学土壤的贫瘠与解决之道」、「改变文学土壤贫瘠的探索」、「取材的困难」、「取舍与超越」等等四个层面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正确地面对以上四个层面的问题，中国基督教文学就不能正式开展。我的探讨容或不能完全解决那些问题，但是我相信此文是一个较完备的分析，并且可供其他有心人继续探讨和实践。愿意本文对吴美筠〈从忏悔文学到神圣书写〉的种种分析，成为这方面的印证。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7.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