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開展的原因
數年來，我看到不少基督徒作家已開始著文立說，深入思考中國基督教文學；從這現象看來，中國基督教文學應該是正式開展的時候。長久被一般基督徒忽略的中國基督教文學，有這些相反的現象，我相信不是物極必反，而是這個議題的核心，已經被不少有心人層層探究，剝掉了許多表面的問題，開始進到問題的核心。因為這些文論的思考重點，與三四十年前同類的文論相比，不但有明顯的不同，而且進入的領域更是問題的核心。近期吳美筠的〈從懺悔文學到神聖書寫〉（見第一○二五期），從一些層面入手，深入探討這個仍然受到漠視的議題。其中有些地方，值得進一步探討。另一些地方，可以略作補充。此外，有些地方需要商榷，並且由此進入另一些核心的議題。我在另一篇文論對其中的核心問題，有一個較完備的分析，可供其他有心人繼續探討和實踐，最後略略介紹作為本文的總結。
文化與信仰的相合和相融
在漢語語境中的基督教文學是否真的令人茫無頭緒？在我看來，前人的確付出不少努力，無論是不斷思考或寫下文章，最後曾鼓勵和推動一小撮的基督徒作家，寫下了為數不多的作品。原因不是茫無頭緒，而是找不到文化與信仰能夠相合和相融的地方。我不否認「中國根本缺乏宗教的文化根基」，而所謂「基督教信仰的文化源頭」也有相同的情況。然而真正的問題是，在這些缺乏之中，我們需要真正地進入中國的文化與自己的信仰源頭，找到兩者可以相合和相融的核心部分，再加上個人從神所領受的恩賜，各自發揮所「看見」的核心，在和而不同的激盪下，深具特色的中國基督教文學就可應運而生，最終形成中國基督宗教的文化根基。因為，經歷數十年的斷續探討，許多探討的方向和實踐的途徑已經證實，不能從那些方向和途徑把源自西方的基督信仰，在中國本土的文化中植下深根。因此需要進一步探討，是我們各人如何發揮所「看見」的核心？然後又如何在和而不同的激盪下，產生深具特色的中國基督教文學？這些情況，實在有待將來繼續探討和實踐。
文學的本質與基督教文學的根源
另一個情況，也值得關注。文學的真正本質是甚麼？這一點文中有另一些觀點與此相關。吳美筠提到文學是「屬於想像話語」和「超功利的」。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仍然有不少基督徒沒有認識這些真正的本質。當然文學的真正本質，不能以「屬於想像話語」和「超功利的」可以概括，還有較後作者提出的「承載想像」和「創造特質」這些觀點。然而，還有一個重要的特質，需要論述一下。傑出或是偉大的文學作品，自然地產生一個奇妙的精神世界，讓人馳騁和探索。這個文學性的精神世界，是否與聖經相合，無疑是其中一個批評高下的標準。我認為這個重要的特質是所有基督徒作家，不能忽視的、另一個文學的真正本質。
這篇文章曾討論聖經是基督教文學的根源，算是近年另一篇正式提出這個核心問題的文章。文中說到「甚少注意聖經的文學性」，是指「有利地成為文學的養份」。聖經與文學重新聯合，基督徒作家一定在這方面做得好，使信仰的話語方式與文學不再分家，並且反過來豐富信仰的話語方式，從而產生深厚的文化環境。事實上，這種正視和努力，對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有積極的作用，只是過去總沒有人看到，跟著積極地實踐。因此，如何吸收聖經的文學養份，就成為每一位基督徒作家不可避免的挑戰。問題很簡單，我們不能把那些以文學角度從經文中闡釋出來的文學技巧（現在不少釋經書就是以這種方式來探討經文的意思），照般出來便可吸收其中的文學養份。如何轉化，確實不容易。我有一個看法：能夠出色地轉化聖經的文學養份，是間接地印證神賜給這位基督徒作家的恩賜和能力。
文學家與文學的基督性
最少受到討論，的確是華人基督徒怎樣看基督教文學家。文中的用語更牽涉另一個層面。「到底華人基督徒心目中怎樣看基督教文學家，這是鮮有人探討的，至於對基督徒作家的期望，不外是讓他們在其文字找到福音的信息，而非基督教之於整體中國文學的意義」。究竟華人基督徒應該怎樣看基督教文學家？較為中肯的看法，基督教文學家是專門從事文學的研究，尤其是對於中國基督教文學作品的闡釋較有修養。我們不能看基督教文學家為異類，他們只是釋經學者和神學家以外，較少人提及的專業人士而已。對於基督徒作家的期望，如果只是「讓他們在其文字找到福音的信息」，這實在太簡單了。因為福音的信息固然不能完全沒有，不過也不是每一篇作品一定包含這個元素，才是基督教文學作品。但是不包含其他相關的聖經真理，一定會顯出貧乏的素質，同時也不能有較出色的文學作品。看深一點，吳美筠提得不錯，對「基督徒作家的期望」應該進一步注意「基督教之於整體中國文學的意義」。我認為這個核心議題值得關注，正如我在兩年多前的〈中國基督教的《紅樓夢》〉，已經關注這個層面（請參閱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三日的《基督教週報》），並且近年更進一步討論，中國基督教文學對中國文學有何獨特貢獻（見未刊稿〈中國基督教文學的獨特貢獻〉）。但是必須小心，如果要了解得實在而有意義，不是泛泛而論，一定有這方面修養和恩賜的基督教文學家，才可以做到，看見樹木又看見樹林。當然，在某程度上一般基督徒也可以關注這個核心議題，只是整體的環境仍然不利中國基督教文化的形成；這方面的關注，不可寄予厚望，免得過於負面。
有一個觀點，值得商榷。吳美筠提到「中國文學的基督性」。她認為Christianity of Chinese Literature譯成中文，往往是「中國文學的基督教色彩」或「中國文學的基督教信仰特質」，「二者都過於側重文學中的基督特質、特色或指涉」。因此她「只好譯作中國文學的基督性這個比較歐化的詞組，使基督教的內蘊在中國文學上有其未可知的發展空間，也包含可開拓的無限可能性」。這是過去基督徒作家從未提出的觀點。我要指出，在某一種情況下，因應當時的時代和文學發展，採用一個有獨特含意的詞組來表述一個文學發展中的特殊情況，過去的文學史是有例可援。然而，是否採用「中國文學的基督教色彩」或「中國文學的基督教信仰特質」就不能表達「使基督教的內蘊在中國文學上有其未可知的發展空間，也包含可開拓的無限可能性」？我不否認「基督性」具有基督信仰獨一無疑的本質，但是這一詞組又能足以表述所謂「未可知的發展空間」和「可開拓的無限可能性」？我在〈中國基督教的《紅樓夢》〉中曾討論一個新的創作構思；這個創作構思明顯就不能以「基督性」一詞可作概括。事實上，「中國文學的基督教色彩」和「中國文學的基督教信仰特質」這兩個詞組，只能概括地指出一些意義，至於具體的表述，只能從各種作品中加以分析和探討，使其中的發展空間和可能性，以某些代表性的詞組再作綜合和歸納。我認為以上的方向較具實踐性，無需再刻意提出「中國文學的基督性」這個實在「比較歐化的詞組」。因此，繼續沿用「中國文學的基督教色彩」和「中國文學的基督教信仰特質」，或是我們過去一直沿用的「中國基督教文學」，仍是可行的。
「有聖靈居中作主」的「生命圖象」
對於「袖性書寫」，不但需要商榷，而且由此進人另一個核心的議題。當吳美筠提到北村在湯清文藝獎的獲獎詞裏申述他得獎作品的寫作經驗時，說到「使人羨慕渴求的，是在聖靈引導下寫作的先驗性」。及後她分析，「若是神性（Divinity），其意則更廣，是指有一種像神的素質的特性。至少神聖書寫一定並非寫作時很holy的精神境況、或作品神聖無誤。若謂作品追求屬神的特質，則我更傾向理解為在神的探討和召喚下書寫。那麼說來，神聖／性書寫不是甚麼創作理論或技法，只是一種創作狀況（甚或不能算是態度），而這種狀況是神的恩待和揀選」。數年前胡燕青在一次講座中提到「有聖靈居中作主」，然而胡燕青沒有進一步論述這個核心的議題。無論是北村、吳美筠或胡燕青，都沒有精簡地探討聖靈在「袖性書寫」、「神的恩待和揀選」或是「有聖靈居中作主」的情況。我在〈我們甚麼也沒有？〉一文曾精簡地探討這個核心議題（此文還未刊登）。從溫偉耀在〈論基督教與中國信仰中的超越體驗〉第二章第三節「有情意主體之間『對話的生命』現象學描述」（載於林榮洪、溫偉耀著：《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相遇》，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二零零一年二月初版，頁一百七十八至一百八十八），我轉化出「有聖靈居中作主」的「生命圖象」（diagram of life），在此不能詳細引述。我要指出，基督徒作家有這種「生命圖象」（diagram of life），他就不會出現吳美筠所言，「沒有明明把神的道說穿的作家，也不一定沒有類似的書寫，或許他羞於啟齒，或許怕過分表彰恐妨張開了驕傲的破口」。
兩個核心
文中討論《我和上帝有個約》，也進不到核心，當然也進不到另一個核心。當然《我和上帝有個約》主角陳步森在小說中段前已沒有用「藉口」來「圓說自己」犯罪的「正確」，但是「後來卻在得到饒恕後更有力量接受犯罪的後果」，是領受福音，還是倚靠自己？北村固然不同於「傳教式的道理」那樣把福音直接表述出來，可是北村真的「把福音照明卻不屑稍加註腳」呢？整本《我和上帝有個約》，北村沒有直接顯示福音的真理，我認為原因在於中國出版書籍，縱然是小說也不能明正言順地宣講福音。然而，至少蘇雲起這個人物和他的輔導站所表現出的特別，實在使基督徒不能沒有疑團：究竟他（們）所說的各種道理是否真實而且帶給人幫助？相反的，是虛假的，並且穿上基督信仰的外衣？最為特別的是「二十六、罪犯成了作家」這一章，有些地方完全是以某種獨特的方式解說福音（一百五十五頁）。在小說裏直到中間才正式提出「上帝」一詞（一百四十三頁；七十九頁有「上帝」一詞，只是間接地提到），而福音中「不是靠行為」乃是「靠相信」，還有「認了你的罪，也悔改了你的罪」，其中也需要「接受愛」，只能在小說結束之前才可完全出現。但是耶穌的降生、受苦、受死和復活以及由此帶給人的新生命，在小說中都不能以文學的手法一一呈現出來。所以，主角陳步森最後有力量接受犯罪的後果，究竟與福音有多大關係，最值得我們探討（在「四十六、軟弱者更有力」這一章，「蘇雲起說，陳步森比我破碎得徹底，而我還太堅硬」）。此外，吳美筠也說到「從敘事觀點來看，作者不但用了上帝的視覺（第三身）敘述，更處處以上帝的凝視而非大眾的凝視下敘事，敘述者充滿憐憫的目光，彷彿並非別人，而是關心每個人物的心靈是否得釋放而非有何行動的上帝」。如果較為仔細閱讀這本小說，有些地方的確如此，然而有不少地方只是直接表明人物的生命和其中的矛盾；這是與他在小說中整體的敘事技巧密切相關。所以，我們至少可以說北村不是完全用上帝的視覺（第三身）敘述，「關心每個人物的心靈是否得釋放」。
進不到另一個核心，是指「挑戰基督徒以至普羅讀者的地方」。從「心靈的鬱悶」而言，「小說最能挑戰基督徒以至普羅讀者的地方」，是以獨特的敘事技巧呈現罪、罪責、饒恕（包括自己和他人）、悔改、接納自己（也包括他人）和申張公義等等，在各種不同情況下的張力。這一切在每個人物中有真實的和有道理的，可是同時也包含虛假的甚或不自知的。所以最核心的問題，是北村未能以聖經啟示下神說話的特質（參溫偉耀著：《基督教與中國的現代化：超越經驗與神性的尋索》，香港：基督教卓越使團，二零零一年七月初版，頁一百三十九至一百四十一）及由福音顯出罪的各種真理（詳參貝爾考韋爾（Gerrit C. Berkouwer）著、劉宗坤、朱東華、黃應全譯：《罪》，香港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有限公司，二零零六年），藉此顯示罪、罪責、饒恕（包括自己和他人）、悔改、接納自己（也包括他人）和申張公義等等，達不到更高的層次。雖然如此，仍不可忽視以下的情況：他從獨特的敘事技巧所呈現的主題和深度，在當代基督教小說史中有其定位和貢獻，只是在此不能旁及。讀者可參下半年筆者發表的〈三言《我和上帝有個約》〉：〈一言：《我和上帝有個約》的主題與深度〉；〈二言：《我和上帝有個約》的敘事技巧〉；〈三言：《我和上帝有個約》在當代基督教小說史上的定位與貢獻〉。
懺悔維度的再釋
跟著吳美筠提到懺悔維度，實在擊中要害，只是她的分析也是進不到核心。她說：「劉再復討論中國文學缺乏懺悔維度時，曾引用了《紅樓夢》。賈寶玉的懺情和悔悟使他皈於佛門。其實對一切情欲否定並不能為他帶來釋放，但北村的作品不同，他使人物在懺悔中說出真相，真正的社會和諧和寬恕的盼望來自揭開面紗，也不只是向神揭開」。我猜想，她曾閱讀劉再復和林崗合著的《罪與文學──關於文學懺悔意識與靈魂維度的考察》，才可提出懺悔維度；可是她忽略「紅樓夢與『共犯結構』」這一章對《紅樓夢》的悲劇與「共犯結構」、懺悔者的性格與心靈、還淚的隱喻及偉大的懺悔錄等等的闡釋，實在不能以吳美筠這個簡單的說明，便忽略這本偉大小說所隱含的獨特懺悔維度。因為我們不能以「賈寶玉的懺情和悔悟使他皈於佛門」的結果，而說「其實對一切情欲否定並不能為他帶來釋放」。賈寶玉整個獨特的懺悔過程，也甚為重要。劉再復和林崗在這部合著，還有一章「文學與靈魄的自救」曾討論高行健在作品中的「自救意識」，其中包括逃亡與自我的拯救、個人化的立場與禪者的慧悟、回歸脆弱的個人、上帝缺席之後的自疑與自我拷問。當我們深入探討懺悔維度，至少對我而言，不能不以文學作品來「回應」《紅樓夢》的「共犯結構」和高行健的「自救意識」。還有一點，她說「北村的作品不同，他使人物在懺悔中說出真相，真正的社會和諧和寬恕的盼望來自揭開面紗，也不只是向神揭開」。我認為敢於向神揭開面紗是先缺條件；有了這個條件，然後「真正的社會和諧和寬恕的盼望」，才可完全地實踐出來，否則其果效一定大減，甚至不真實和帶有虛假的成分。我基本上同意她跟著的分析：「只是，人物罪性往往依靠人物的罪行來呈現，若論懺悔維度則只算是個開始，因它還未能逼視在沒有犯罪者（平凡一如你我）內裡的罪性。也許懺悔只是中國文學的基督性的開始而已」。不過，按聖經的啟示，每一個人都犯了罪，而不是「沒有犯罪者」。因此，從這方面而言，北村有意以嚴重的犯罪者來對照，甚至隱喻其他看來好像沒有犯罪的人，其實也是罪人，而不是單單以「人物罪性往往依靠人物的罪行來呈現」。總結起來，她對懺悔維度的分析實在擊中要害，可惜就是進不到核心。
總結
從這篇文章最後的一段文字，我們可以總結以上一些核心的議題，並且略略介紹另一篇文章。我相信每一位基督徒作家，都有他的位置和方向。吳美筠在這一段文字中，正表現她對自己的了解，雖然還沒有清晰的方向：「在這廿一世紀之初，作為基督徒知識型作家，到底我可以做甚麼，到底我缺乏甚麼，虧欠了甚麼？在末後的日子，這是我不斷禱告、深思和省察的要事」。對自己有深切的了解才能明白神對自己的旨意；縱然在未來的路向上需要尋覓，她有「不斷禱告、深思和省察」，至少一定較為容易。我認同「文學是管子，是心靈的載體，是人類靈魂的呈現」，但是跟著提及的「通過聖靈書寫作品」、「依靠聖靈」及「中國文學裡的基督性」。上文我已扼要地探討了其中或相關的含意。我們需要「深深正視和探討神所愛的」中國基督教文學，不再繼續繞圈子，並且正式開展中國基督教文學。本文一開始提及，「我在另一篇文論對其中的核心問題，有一個較完備的分析，可供其他有心人繼續探討和實踐，最後略略介紹作為一個總結」。這篇文論題目是〈綜論中國基督教文學的創建〉，文中分別探討「文學土壤的貧瘠與解決之道」、「改變文學土壤貧瘠的探索」、「取材的困難」、「取捨與超越」等等四個層面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正確地面對以上四個層面的問題，中國基督教文學就不能正式開展。我的探討容或不能完全解決那些問題，但是我相信此文是一個較完備的分析，並且可供其他有心人繼續探討和實踐。願意本文對吳美筠〈從懺悔文學到神聖書寫〉的種種分析，成為這方面的印證。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7.8.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