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信徒们对「后现代」一词不求什解，囫囵吞枣地认为「后现代」思想没有绝对真理，带来个人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每被问及，总无法恰当解释。如此，「后现代」成为口号，内容被掏空。「Ｘ很后现代」句式表达着一种无以明状之厌恶或不满，什至到一个胡乱入罪的地步。有朋友说过一个很「抵死」的比喻：就像老鼠不断被电击而渐渐把某行为内化为条件反射，今天的信徒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对某些用词出现无以明状的厌恶性心理反射。
「自由主义」这口号的源起
今天成为洪水猛兽的，是「（极端）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者提倡『权利比道德优先论』（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 ，因为他们认为道德概念都有相对性和多元性，而人权则没有这个问题。」（关启文，《时代论坛》第八八五期，二○○四年）。本文不关心关博士的理解是否公平（这个不乏人质疑），正如我们不一定要追溯「后现代」如何出现，仍可发觉它被滥用。本文解释「自由主义」这个词成为空洞口号，对教会有坏影响，与主内同道共省察。
性文化学会和明光社（下称明光社阵营）的朋友们将关博士思想发扬光大的，这几年来在香港各教会报章和刊物内进行思想改造，不断把社会问题归咎于「极端自由主义」。这本无不妥，毕竟人人都有权分享自己认为正确的思想。（但要留意，明光社阵营的起家手法是先取得教会领袖的信任，然后由上而下地和毫不间断要求信徒跟从。这就不太好。）
近例一则
作为社群现象讨论，抽取个别例子总有不公平之嫌，然而，没例子却无法解释，唯请各位不要针对以下事例。性文化学会副主席王礽福在宣道会刊物《宣讯》里撰文〈自由主义在巴士〉（二○○七年六月），生动地描述一个假设处境：有巴士乘客大声讲电话，别人不满，争执中反驳者用词粗俗，极尽挖苦之能事，后有人要胁将过程录影：「就让全香港看你们怎样箝制言论自由，压迫年轻人！」如此，王文末了说：「我是良民我倒楣，没胆凶巴巴，不屑斗懒皮，在这辆自由主义的巴士上，只能当个输家。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正值社会里闹着《中大学生报》事件，王文用意呼之欲出。只是，这类文字容易产生不良后果：全文不谈什么是自由主义，只暗示「自由主义者皆凶巴巴、斗懒皮、卑劣、低俗」、「良民基督徒当放胆用凶巴巴手段反击，不要再被人欺」；全文知性内容极低，且有丑化他人之嫌，政治宣传意味浓烈。本人不主张任何文章都要枯燥无味，只是这类煽情文章副作用很多。
这口号的扭曲性
中肯点说，在芸芸动辄归咎自由主义的文章里，其知性内容大都比王文多。然而，多未必好。很多文章千篇一律，重覆那么多，什至找名牧或学者生硬地反刍同一番话，令人感到这渗入着一种正统性论述压力。
另外，那些论述可会有系统性扭曲。今天很多信徒动辄就说基督教被自由主义逼害，说要打仗。然而，在机场不摆放圣诞树事件和斌仔安乐死事件中，就曾有人提出，用自由主义来诠释是不恰当的。（参黄继忠，《时代论坛》第一○一○期，二○○七年；黄国栋，《时代论坛》网上版，二○○七年七月；古斌，《时代论坛》网上版，二○○七年七月。）
这里也牵涉教会社关思维的一个弊端。香港信徒爱弄理论，什么事都彷要有高深思想在指导。遇有不同做法，我们首先会怀疑是神学分歧，更什者，以为提出神学高见就解决了问题。（我曾指出职场神学的论述犯了这毛病。）这带来一严重错觉：思想正统性与行动选择有非常直接的关系。如此，其实那类「真理和手段有别，你不赞成我的手段，不算是信仰有问题」的言论在这些思维系统下几乎失去意义，惜无人察觉。
「自由主义」成为 拒绝沟通的借口
现在是，认定了某些人为极端自由主义者，信徒（或明光社阵营）就会采取对抗性手法反击。无他，「自由主义者」一词意含某些人思想封闭，使宗教无法在社会里发言，如此恶霸，还讲什么道理（请回想王文那暗示）！我不否认香港社会里有这类人。问题是，人家是否一定无法沟通，因此我们总要斗懒皮？
古斌在解释为何我们不宜把安乐死问题归咎于个人主义时说：「世人要坚持人权，要执着个人，他们的起点有对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跟他们一起思索吧。……为什么教会经常只能自设议题，人家明明说是lucky pot，为什么硬要改成去食日本菜（人家若不跟随就带队离场），而不是好好准备自己的一份，让吃过的人体会原来你的菜做得那么好？」（《时代论坛》网上版，七月卅一日）我要谈的也很相似。有些信徒只管拼命痛陈极端自由主义的虚伪，却没有找些较友善的对手谈谈大家的共同关注，好显出自己的理性来（这至少可做出一些具建设性的事来）。为什么我们要求别人先变成像我们一样，我们才肯跟他们谈下去？又如梁伟贤博士语重深长的话说：「其实，有些时候即使见其需要，若没法说得清楚的，不如不说。」（第一○三三期）再者，别人要求我们放下我们的「成见」时，又不见得我们愿意作出让步，倒继续指摘别人为极端自由主义者，然后带队离场。在这意义上，平情而论，人家认为基督徒横蛮，不无道理。
须留意，那些「圣经有绝对真理」和「社会一切皆相对」的论述均派不上用场，不是因为它们假，而是说话者错误评估处境。而且，这里隐含一个错误滑坡──大凡不相信有绝对道德的人皆没有道德，跟他们讲道理是多馀的，不如斗恶！让我们诚实面对这点：这思维系统无法推出非信徒也可以有道德，这解释了，不管我们如何恶补，深受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薰陶的信徒对非信徒的敌意总是那么强（现今很多人动辄就说要打仗、要开战线）。
这观点与龚立人博士的不约而同：「福音派教会……将矛头指向社会的虚伪宽容对教会参与社会讨论没有太大帮助，反而教会需要认识社会的特性，调整其回应方法」（第一○三九期）。诚然，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结语
大概由于与社会人士冲突太久，明光社阵营经常表现得defensive 。很多信徒－－包括领袖－－不知就里，以为基督教被人欺负，我们就当同仇敌慨，因此抱怨不同心支持明光社阵营的人，十分无谓。
以近事为例，尴尬的是，在早前性文化学会办的「谁是道德塔利班」座谈会里，批评明光社阵营的讲者没有一个有用过「道德塔利班」一词，但明光社阵营一方却花了大部份时间自辩，彷佛为这标签患了抑郁症，心灵创伤太大，失去沟通能力。人家用自己角度提出真实关注却无人理会。又一次自说自话。
讽刺地，这很个人主义。尊重社群性，就要将心比己。不断要求别人让步否则拒绝表现得体，不可能有对话。因此，我对明光社阵营的一个评语是，他们有时连自己想怎样也不知道，神经绷紧，横冲直撞。教会呢，由于明光社阵营不爱兼容并蓄，一些领袖又胡涂地叫好，信徒大众唯有无奈地陪他们走入这死胡同。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