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信徒們對「後現代」一詞不求甚解，囫圇吞棗地認為「後現代」思想沒有絕對真理，帶來個人主義和道德相對主義，每被問及，總無法恰當解釋。如此，「後現代」成為口號，內容被掏空。「Ｘ很後現代」句式表達著一種無以明狀之厭惡或不滿，甚至到一個胡亂入罪的地步。有朋友說過一個很「抵死」的比喻：就像老鼠不斷被電擊而漸漸把某行為內化為條件反射，今天的信徒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對某些用詞出現無以明狀的厭惡性心理反射。
「自由主義」這口號的源起
今天成為洪水猛獸的，是「（極端）自由主義」。「極端自由主義者提倡『權利比道德優先論』（the priority of the right over the good） ，因為他們認為道德概念都有相對性和多元性，而人權則沒有這個問題。」（關啟文，《時代論壇》第八八五期，二○○四年）。本文不關心關博士的理解是否公平（這個不乏人質疑），正如我們不一定要追溯「後現代」如何出現，仍可發覺它被濫用。本文解釋「自由主義」這個詞成為空洞口號，對教會有壞影響，與主內同道共省察。
性文化學會和明光社（下稱明光社陣營）的朋友們將關博士思想發揚光大的，這幾年來在香港各教會報章和刊物內進行思想改造，不斷把社會問題歸咎於「極端自由主義」。這本無不妥，畢竟人人都有權分享自己認為正確的思想。（但要留意，明光社陣營的起家手法是先取得教會領袖的信任，然後由上而下地和毫不間斷要求信徒跟從。這就不太好。）
近例一則
作為社群現象討論，抽取個別例子總有不公平之嫌，然而，沒例子卻無法解釋，唯請各位不要針對以下事例。性文化學會副主席王礽福在宣道會刊物《宣訊》裡撰文〈自由主義在巴士〉（二○○七年六月），生動地描述一個假設處境：有巴士乘客大聲講電話，別人不滿，爭執中反駁者用詞粗俗，極盡挖苦之能事，後有人要脅將過程錄影：「就讓全香港看你們怎樣箝制言論自由，壓迫年輕人！」如此，王文末了說：「我是良民我倒楣，沒膽凶巴巴，不屑鬥懶皮，在這輛自由主義的巴士上，只能當個輸家。告訴我，我該怎麼辦？」
正值社會裡鬧著《中大學生報》事件，王文用意呼之欲出。只是，這類文字容易產生不良後果：全文不談甚麼是自由主義，只暗示「自由主義者皆凶巴巴、鬥懶皮、卑劣、低俗」、「良民基督徒當放膽用凶巴巴手段反擊，不要再被人欺」；全文知性內容極低，且有醜化他人之嫌，政治宣傳意味濃烈。本人不主張任何文章都要枯燥無味，只是這類煽情文章副作用很多。
這口號的扭曲性
中肯點說，在芸芸動輒歸咎自由主義的文章裡，其知性內容大都比王文多。然而，多未必好。很多文章千篇一律，重覆那麼多，甚至找名牧或學者生硬地反芻同一番話，令人感到這滲入著一種正統性論述壓力。
另外，那些論述可會有系統性扭曲。今天很多信徒動輒就說基督教被自由主義逼害，說要打仗。然而，在機場不擺放聖誕樹事件和斌仔安樂死事件中，就曾有人提出，用自由主義來詮釋是不恰當的。（參黃繼忠，《時代論壇》第一○一○期，二○○七年；黃國棟，《時代論壇》網上版，二○○七年七月；古斌，《時代論壇》網上版，二○○七年七月。）
這裡也牽涉教會社關思維的一個弊端。香港信徒愛弄理論，甚麼事都彷要有高深思想在指導。遇有不同做法，我們首先會懷疑是神學分歧，更甚者，以為提出神學高見就解決了問題。（我曾指出職場神學的論述犯了這毛病。）這帶來一嚴重錯覺：思想正統性與行動選擇有非常直接的關係。如此，其實那類「真理和手段有別，你不贊成我的手段，不算是信仰有問題」的言論在這些思維系統下幾乎失去意義，惜無人察覺。
「自由主義」成為 拒絕溝通的藉口
現在是，認定了某些人為極端自由主義者，信徒（或明光社陣營）就會採取對抗性手法反擊。無他，「自由主義者」一詞意含某些人思想封閉，使宗教無法在社會裡發言，如此惡霸，還講甚麼道理（請回想王文那暗示）！我不否認香港社會裡有這類人。問題是，人家是否一定無法溝通，因此我們總要鬥懶皮？
古斌在解釋為何我們不宜把安樂死問題歸咎於個人主義時說：「世人要堅持人權，要執著個人，他們的起點有對的地方，就在那個地方跟他們一起思索吧。……為甚麼教會經常只能自設議題，人家明明說是lucky pot，為甚麼硬要改成去食日本菜（人家若不跟隨就帶隊離場），而不是好好準備自己的一份，讓吃過的人體會原來你的菜做得那麼好？」（《時代論壇》網上版，七月卅一日）我要談的也很相似。有些信徒只管拼命痛陳極端自由主義的虛偽，卻沒有找些較友善的對手談談大家的共同關注，好顯出自己的理性來（這至少可做出一些具建設性的事來）。為甚麼我們要求別人先變成像我們一樣，我們才肯跟他們談下去？又如梁偉賢博士語重深長的話說：「其實，有些時候即使見其需要，若沒法說得清楚的，不如不說。」（第一○三三期）再者，別人要求我們放下我們的「成見」時，又不見得我們願意作出讓步，倒繼續指摘別人為極端自由主義者，然後帶隊離場。在這意義上，平情而論，人家認為基督徒橫蠻，不無道理。
須留意，那些「聖經有絕對真理」和「社會一切皆相對」的論述均派不上用場，不是因為它們假，而是說話者錯誤評估處境。而且，這裡隱含一個錯誤滑坡──大凡不相信有絕對道德的人皆沒有道德，跟他們講道理是多餘的，不如鬥惡！讓我們誠實面對這點：這思維系統無法推出非信徒也可以有道德，這解釋了，不管我們如何惡補，深受反「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薰陶的信徒對非信徒的敵意總是那麼強（現今很多人動輒就說要打仗、要開戰線）。
這觀點與龔立人博士的不約而同：「福音派教會……將矛頭指向社會的虛偽寬容對教會參與社會討論沒有太大幫助，反而教會需要認識社會的特性，調整其回應方法」（第一○三九期）。誠然，有耳可聽的，就應當聽。
結語
大概由於與社會人士衝突太久，明光社陣營經常表現得defensive 。很多信徒－－包括領袖－－不知就裡，以為基督教被人欺負，我們就當同仇敵慨，因此抱怨不同心支持明光社陣營的人，十分無謂。
以近事為例，尷尬的是，在早前性文化學會辦的「誰是道德塔利班」座談會裡，批評明光社陣營的講者沒有一個有用過「道德塔利班」一詞，但明光社陣營一方卻花了大部份時間自辯，彷彿為這標籤患了抑鬱症，心靈創傷太大，失去溝通能力。人家用自己角度提出真實關注卻無人理會。又一次自說自話。
諷刺地，這很個人主義。尊重社群性，就要將心比己。不斷要求別人讓步否則拒絕表現得體，不可能有對話。因此，我對明光社陣營的一個評語是，他們有時連自己想怎樣也不知道，神經繃緊，橫衝直撞。教會呢，由於明光社陣營不愛兼容並蓄，一些領袖又胡塗地叫好，信徒大眾唯有無奈地陪他們走入這死胡同。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7.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