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伟牧师近日在〈再思安乐死〉一文中，强调他反对「主动安乐死」。这似乎和他去年〈死亡可否由病人自决？〉中反对「预设医疗指示」的立场有点不同。「主动安乐死」和「预设医疗指示」的分别，在我与太太所写的〈照顾临终病人的考虑：医疗决定和高风险医疗程序〉中已有详细的解释，不再在这里重覆。如果胡牧师反对的只是「主动安乐死」，这观点就和现在医疗界的立场一致，相信很容易可以达到共识。
但是，胡牧师反对「主动安乐死」的理由，却似乎是完全基于他对「个人自由主义」的否定，他说﹕
「倘若社会赞同个人自由超越社群价值，个别人士的选择权可凌驾『生命权』之上，社会必要承受社群价值（如十诫的伦理应用）失效，而滑坡效应（slippery slope effects）必引发更多的问题。」
不过，在「安乐死」的问题上，其实情况却是完全相反的，强调「社群价值」所带来滑坡效应才是核心问题。医疗界最担心的，不是个人有没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而是如果「主动安乐死」合法化之后，在社群的压力中，「死亡权利（Right to Die）」会不会演变为「死亡义务（Duty to Die）」？更严重的，是社会是否有权去决定谁才有「生存的价值（Right to Live）」？
一九八三康城影展最佳影片金棕榈奖《犹山节考》，是探讨这问题的经典之作。电影故事的背景是日本一条荒僻贫瘠的小农村，村民老了便会被遗弃在山上饿死，以减轻农村的物质负担，使其他村民得以生存。电影中主角跟随村例，背着年纪老迈的母亲走到山上。他放下母亲，但是心中有所不忍。反而是这位面临死亡的老妇，着令儿子快点下山，因为快要下雪了。老妇面上露出微笑，因为雪可埋下老妇，死得快速舒适，正是「安乐死」的最好环境。虽然这只是故事，但是如果从前日本没有这样的文化，相信很难会拍出这样的电影。
更恐怖的历史，是一九三九至四一年，纳粹德国进行「T4行动（Action T4）」，为了保持「民种的纯洁（Racial Hygiene）」，将七万五千至二十五万的伤残和精神病人「安乐死」！现在基督教眼中的大反派哲学家 Peter Singer 也有类似的主张。在荷兰，对「安乐死」最大的批评也是有医生不管病人的意愿，而强行为病人「安乐死」。
上面的例子，相信都不是反对「主动安乐死」人士（包括胡牧师和我），所愿意见到的，但是，他们的出现，绝对不是从「个人自由主义」显生出来的。相反的，这正正是因为「社群价值」凌驾「个人自由」的后果。
近期，香港基督教福音派圈子中似乎有一个现象，就是将「个人自由主义」看成一切问题的根源。无论是同性恋、中大学生的「性问卷」、投诉圣经、现在到「安乐死」，好像只要打出对付「自由主义」这幌子，就不用再说什么了，这是非常危险的！美国保守派已经用了这手法二十多年，而基督教也为此而付出了极沉重的代价。
「个人自由主义」不是天使，但是也不是魔鬼，它有它的价值，也有它的限制。我和胡牧师都反对「主动安乐死」，但是我希望我们能够提出正确的理由来反对它。
（寄自美国）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7.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