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偉牧師近日在〈再思安樂死〉一文中，強調他反對「主動安樂死」。這似乎和他去年〈死亡可否由病人自決？〉中反對「預設醫療指示」的立場有點不同。「主動安樂死」和「預設醫療指示」的分別，在我與太太所寫的〈照顧臨終病人的考慮：醫療決定和高風險醫療程序〉中已有詳細的解釋，不再在這裡重覆。如果胡牧師反對的只是「主動安樂死」，這觀點就和現在醫療界的立場一致，相信很容易可以達到共識。
但是，胡牧師反對「主動安樂死」的理由，卻似乎是完全基於他對「個人自由主義」的否定，他說﹕
「倘若社會贊同個人自由超越社群價值，個別人士的選擇權可凌駕『生命權』之上，社會必要承受社群價值（如十誡的倫理應用）失效，而滑坡效應（slippery slope effects）必引發更多的問題。」
不過，在「安樂死」的問題上，其實情況卻是完全相反的，強調「社群價值」所帶來滑坡效應才是核心問題。醫療界最擔心的，不是個人有沒有選擇死亡的權利，而是如果「主動安樂死」合法化之後，在社群的壓力中，「死亡權利（Right to Die）」會不會演變為「死亡義務（Duty to Die）」？更嚴重的，是社會是否有權去決定誰才有「生存的價值（Right to Live）」？
一九八三康城影展最佳影片金棕櫚獎《猶山節考》，是探討這問題的經典之作。電影故事的背景是日本一條荒僻貧瘠的小農村，村民老了便會被遺棄在山上餓死，以減輕農村的物質負擔，使其他村民得以生存。電影中主角跟隨村例，背著年紀老邁的母親走到山上。他放下母親，但是心中有所不忍。反而是這位面臨死亡的老婦，著令兒子快點下山，因為快要下雪了。老婦面上露出微笑，因為雪可埋下老婦，死得快速舒適，正是「安樂死」的最好環境。雖然這只是故事，但是如果從前日本沒有這樣的文化，相信很難會拍出這樣的電影。
更恐怖的歷史，是一九三九至四一年，納粹德國進行「T4行動（Action T4）」，為了保持「民種的純潔（Racial Hygiene）」，將七萬五千至二十五萬的傷殘和精神病人「安樂死」！現在基督教眼中的大反派哲學家 Peter Singer 也有類似的主張。在荷蘭，對「安樂死」最大的批評也是有醫生不管病人的意願，而強行為病人「安樂死」。
上面的例子，相信都不是反對「主動安樂死」人士（包括胡牧師和我），所願意見到的，但是，他們的出現，絕對不是從「個人自由主義」顯生出來的。相反的，這正正是因為「社群價值」凌駕「個人自由」的後果。
近期，香港基督教福音派圈子中似乎有一個現象，就是將「個人自由主義」看成一切問題的根源。無論是同性戀、中大學生的「性問卷」、投訴聖經、現在到「安樂死」，好像只要打出對付「自由主義」這幌子，就不用再說什麼了，這是非常危險的！美國保守派已經用了這手法二十多年，而基督教也為此而付出了極沉重的代價。
「個人自由主義」不是天使，但是也不是魔鬼，它有它的價值，也有它的限制。我和胡牧師都反對「主動安樂死」，但是我希望我們能夠提出正確的理由來反對它。
（寄自美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7.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