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
六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三时，大雨中摸上了《时代论坛》那交通畅旺的油麻地办公室，要听听Christian Scholarship Forum - Veritas Fellowship 举办的一个活动。标题是「刘进图：时代变迁与制度变革──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角色」。
「活动」，是讲座吗？很难说清。我须承认，这题目什具误导性，很多参加者与我一样，以为是一个讲座。主持人戴耀庭教授说，这可能会变成四不像，既不是团契，又不是讲座，没有Q&A，却有分组祈祷。对我来说，近乎失望的不是这些，而是《明报》主笔刘进图先生讲的，原来只不过是他的一些人生经历，由学生时代初接触新闻和政治，到报业生涯的一些体验，最后分享自己为何决定为家庭去北京生活两年。无疑，他很有名气，但是，这与活动标题有何关系？就连刘先生本人也是到了去北京工作这个人决定时，才说得有点与信仰有关。这就像那些事业有成的商人，被人请来主领讲座，听众以为那商人既是基督徒，讲座内容一定深入浅出，精彩绝伦。我无意说刘先生的分享不好，事实上他好些观点都是我一直提倡的并且认为教会里很少人理会的（例如处理社会问题必须由制度运作入手），只是期望与事实落差太大。
另外，原来主办单位亦有一个没有说明的目的。按我理解，主办单位是基督徒学术论坛（Christian Scholarship Forum），他们是一群在香港的学者，现在，他们想搞一个团契给信徒大众，用当天的话说，这团契会谈一些教会少讲的话题，但又不须太「硬绷绷」的思辩。这团契每隔两个月会聚会一次，每次找不同的人士来讲一些东西 。下次讲文化，再下一次讲经济。在当天聚会尾声，我才知道这些，不禁觉得与我们基督教人文学会做的事差不多，只是活动不同，我们搞网上读书组和讨论区，他们搞两个月一次的「团契」。因此我自然拿出学会的卡片鼓励在场的朋友上来看看书，谈谈人文。
说回当天讨论内容，如上所言，讲员的说话没有什么重要或突出，倒是之后的三十分钟讨论比较精彩。过了一会，我感到整天的话题都隐约指涉着某种「基督徒知识分子」的概念，但人们对这又爱又恨。爱，是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很想做一些与信仰有关的事；恨，是因为他们觉得有很多事都没有一个基督教的处事方式。由于没有人正面谈这一点，我便插咀说一说，指出有很多事情都没有一个所谓基督教方式。虽然在场人士刚刚表示很难明白何谓基督教方式，但是一听到我这样斩钉截铁的说，总是有点接受不了，急急回应（又或者是我的名声不太好，令一些「正义 之士」想立刻更正和卫道），以致我还未说了一半，已两度被人打断。
香港基督徒知识分子
一．
现在，让我说说我本来想讲的，这番话当天只表达了一半，而且略被误解。首先，知识分子除了社会良知的特质外，还要对纷纭的人文思想有足够的涉猎和开放性。但我在香港教会所见的，大都对人文思潮意识形态不什了解，却一味专注于实践信仰，改善社会；例如，什么是自由主义？其他宗教的思想是怎样的？历代哲学思潮如尼采哲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我们认识有多少？在香港教会里，绝大部份信徒都假定有几位神学博士或学者应付了这些，自己满足于一些简明入门书（什至是几份讲座讲义），然后抛诸脑后。在这意义下，我会说他们比较像社运分子 social activists ，却不像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 。
那么，究竟 Christian Scholarship Forum 或 Veritas Fellowship 的人，想做什么意义下的知识分子？投身明光社式社会关怀、会聚一聚谈谈社会问题，就等于实践知识分子使命么？香港信徒（什至包括好些博士教授）乐于活在一个既定框架下，然后在里面做一些关心社会的事，我个人不太愿 意称这类为知识分子。
当然，问题重点不是名目；或许有一天，没有人喜欢被称为知识分子。问题关键是，那些愿意游走于不同思想体系 的人，会比很多别的「知识分子」更有创意、更有洞见、对社会或世界思潮有更长远的影响，虽然这或许要在几十 年后才会显出来。我的确担心香港基督教圈子里没有几个这样的人。香港有一些人输出基督教世界观，并且践信于行，过程中致力要人们学习他们所持守的，这努力是有价值的，应得到肯定，但是，若做得太有系统和策划，这会否无意中窒息了更广阔意义下的知识分子的培育？香港教会圈子里有空间给这更广阔意义下的知识分子交流和切磋么？若他们的意见与「主流」意见相左，怎样办？
二．
另一个问题是，教会可以做什么来培育知识分子？单从是次聚会，我们已可看见一些明显地教会可以做的事。例如，当天讲员分享的论点，其实有很多我以前在《时代论坛》已讲过，对我来说更耳熟能详的，是「基督徒知识分子」这话题。但是，讲员和当天分享的朋友们却像是首次提出来，由零开始地跟大家谈谈似的。我的意思不是我走得前（其实比我更前的大有人在，我本人没有什么可夸），而是香港基督教圈内的人文思想交流几乎是零。结果，您努力了十多年，聚集了一小撮人；我同时又在别处努力十多年，聚集另一小撮人。不幸的话，大家从来没有交往和交流，一些话题重重覆覆地说了十多二十年。真的，回顾七、八十年代的大专基督徒团契，那里的人早就走过这些 路，但是他们彷佛没有留下什么思想遗产，今天的人又由零开始。
我个人意见是，至少教会界应该有一份长期刊物，月刊或季刊，作为人文思想交流之用，并且让知识累积，让后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上继续走下去。为要达到这目的，那里不能设过多禁忌，也不能常常以实用主义反对某些想法（例如：提议神学院教育应该要有七年后，不应以「资源不足」草草打发掉），机构被批评后亦不应老羞成怒。在我个人记忆里，相信十多年后都不会忘记的是，去年有基督教报刊专栏曾对《断背山》略有正面评价（但坚称圣经不赞成同性恋），触发一位名牧要求该报反省想与教会保持一个怎样的关系。这样的事，足以摧毁这里所建议的那类 刊物。我不是说信徒不需要考虑基督教在某些事上有没有底线，而是说空间太小，并且，那不是一种理性沟通，而是一种施压。
另外，同样由思考型信徒组成或发起的团体，应该多点合办活动，什至合并，善用资源。但说到这里，上面提到的意识形态就来了。广阔意义下的知识分子不介意高谈别的思想，本身可能各属不同思想学派，意见分歧是必然的事。他们能否放下成见，与别的团体背后的那一位或几位知识分子合作，而不忌讳人家的思想变得受欢迎，就成为一个重要的考验。在我个人观察里，这是不同团体合作或合并里最棘手的事。同样可惜的是，他们在他们那高高的层 次里较量后，却不多会让下面的人知道，只会一味说自己的思想系统如何好，如何合乎信仰，人们若要做基督徒知识分子就应当「拜师入门」──入自己的门，不是别人的门。
三．
其实说到这里，理想运作与社会里的大学差不多，只是，这所「大学」里的每一科目都在寻求与基督教有某意义上的关系。对于美国那类有大量基督徒的国家，我认为教会应设法在已有的教育机制里达到上述目的，而不是另立大 学，什至鼓吹世俗大学与基督教大学独立割裂的形态。但香港的处境有点左右做人难。香港信徒人口不足6%，一方面，基督教不是大部份社会人士的关注，人们在大学研究的题目不多会是基督教的，另一方面，教会资源之小，连一个像样的人文基金和教育经费都筹不到（当然，其实大家很同心的话，以现时资源来说是可以略 为做到的）。
我感到，处理这些议题，与一群基督徒十分热血地投身某些社关机构，同样逼切，并且，我认为更有深邃和远大的价值。
祈祷会
当天活动最后是一个分组祈祷的时间。近距离一点地认识一些参加者，了解他们的动机和兴趣，令我感到很有亲切感。亦很有安慰，因为发现原来廿来岁的年青人中，都有人愿意反省这类议题，自己摸上来参加「讲座」。同组里有一位树仁的教授（也是学术论坛的一位干事），他说看过我不少文章，他觉得，虽然我被很多教会人士指骂（哗 ，这个终于有人告诉我了！），什至可能有些是他未必认同，但是他觉得我这类声音很重要，能为信徒提供另一个观点，并祝愿我早日学成归来，贡献教会。大家谈得拢，又得悉原来这个 Veritas Fellowship 会每两个月聚会一次，有一个长远的期望，我便硬着头皮派一派基督教人文学会的卡片，希望有心思考和讨论的基督徒，能够无分疆界地互相交流分享。
祈祷会前有些参加者要早走了，其中一位是蔡志森先生，他主动跑来给了我一张卡片，诚恳地说希望大家可以谈谈。我向来主张理性沟通，虽然刚在《时代论坛》有点文笔交锋，仍不放弃这些机会，立时就应承了。
我深愿不同信徒不同群体里对思考、沟通、交流的冀望，最终可以带来信徒间更多体谅和合作，好的可以做得更好，坏的可以去除；当然，长远一点的，我诚然盼望着更多合作和一些知识累积的机制出现，亦上文提及的那一类刊物。不然的话，容我引申美国基督教历史学家 Mark Noll 的讲法，香港基督教（福音派）始终走不出反智和民粹的历史格局。日前与公共知识分子许宝强教授谈了两个多小时，大家都觉得社会里需要有多点理性讨论，不要贪眼前之利走入民粹政治游戏；对我来说，基督徒应先在基督教里做好这个。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7.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