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座？
六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三時，大雨中摸上了《時代論壇》那交通暢旺的油麻地辦公室，要聽聽Christian Scholarship Forum - Veritas Fellowship 舉辦的一個活動。標題是「劉進圖：時代變遷與制度變革──基督徒知識分子的角色」。
「活動」，是講座嗎？很難說清。我須承認，這題目甚具誤導性，很多參加者與我一樣，以為是一個講座。主持人戴耀庭教授說，這可能會變成四不像，既不是團契，又不是講座，沒有Q&A，卻有分組祈禱。對我來說，近乎失望的不是這些，而是《明報》主筆劉進圖先生講的，原來只不過是他的一些人生經歷，由學生時代初接觸新聞和政治，到報業生涯的一些體驗，最後分享自己為何決定為家庭去北京生活兩年。無疑，他很有名氣，但是，這與活動標題有何關係？就連劉先生本人也是到了去北京工作這個人決定時，才說得有點與信仰有關。這就像那些事業有成的商人，被人請來主領講座，聽眾以為那商人既是基督徒，講座內容一定深入淺出，精彩絕倫。我無意說劉先生的分享不好，事實上他好些觀點都是我一直提倡的並且認為教會裡很少人理會的（例如處理社會問題必須由制度運作入手），只是期望與事實落差太大。
另外，原來主辦單位亦有一個沒有說明的目的。按我理解，主辦單位是基督徒學術論壇（Christian Scholarship Forum），他們是一群在香港的學者，現在，他們想搞一個團契給信徒大眾，用當天的話說，這團契會談一些教會少講的話題，但又不須太「硬繃繃」的思辯。這團契每隔兩個月會聚會一次，每次找不同的人士來講一些東西 。下次講文化，再下一次講經濟。在當天聚會尾聲，我才知道這些，不禁覺得與我們基督教人文學會做的事差不多，只是活動不同，我們搞網上讀書組和討論區，他們搞兩個月一次的「團契」。因此我自然拿出學會的卡片鼓勵在場的朋友上來看看書，談談人文。
說回當天討論內容，如上所言，講員的說話沒有甚麼重要或突出，倒是之後的三十分鐘討論比較精彩。過了一會，我感到整天的話題都隱約指涉著某種「基督徒知識分子」的概念，但人們對這又愛又恨。愛，是因為他們是基督徒，很想做一些與信仰有關的事；恨，是因為他們覺得有很多事都沒有一個基督教的處事方式。由於沒有人正面談這一點，我便插咀說一說，指出有很多事情都沒有一個所謂基督教方式。雖然在場人士剛剛表示很難明白何謂基督教方式，但是一聽到我這樣斬釘截鐵的說，總是有點接受不了，急急回應（又或者是我的名聲不太好，令一些「正義 之士」想立刻更正和衛道），以致我還未說了一半，已兩度被人打斷。
香港基督徒知識分子
一．
現在，讓我說說我本來想講的，這番話當天只表達了一半，而且略被誤解。首先，知識分子除了社會良知的特質外，還要對紛紜的人文思想有足夠的涉獵和開放性。但我在香港教會所見的，大都對人文思潮意識形態不甚了解，卻一味專注於實踐信仰，改善社會；例如，甚麼是自由主義？其他宗教的思想是怎樣的？歷代哲學思潮如尼采哲學、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等，我們認識有多少？在香港教會裡，絕大部份信徒都假定有幾位神學博士或學者應付了這些，自己滿足於一些簡明入門書（甚至是幾份講座講義），然後拋諸腦後。在這意義下，我會說他們比較像社運分子 social activists ，卻不像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
那麼，究竟 Christian Scholarship Forum 或 Veritas Fellowship 的人，想做甚麼意義下的知識分子？投身明光社式社會關懷、會聚一聚談談社會問題，就等於實踐知識分子使命麼？香港信徒（甚至包括好些博士教授）樂於活在一個既定框架下，然後在裡面做一些關心社會的事，我個人不太願 意稱這類為知識分子。
當然，問題重點不是名目；或許有一天，沒有人喜歡被稱為知識分子。問題關鍵是，那些願意游走於不同思想體系 的人，會比很多別的「知識分子」更有創意、更有洞見、對社會或世界思潮有更長遠的影響，雖然這或許要在幾十 年後才會顯出來。我的確擔心香港基督教圈子裡沒有幾個這樣的人。香港有一些人輸出基督教世界觀，並且踐信於行，過程中致力要人們學習他們所持守的，這努力是有價值的，應得到肯定，但是，若做得太有系統和策劃，這會否無意中窒息了更廣闊意義下的知識分子的培育？香港教會圈子裡有空間給這更廣闊意義下的知識分子交流和切磋麼？若他們的意見與「主流」意見相左，怎樣辦？
二．
另一個問題是，教會可以做甚麼來培育知識分子？單從是次聚會，我們已可看見一些明顯地教會可以做的事。例如，當天講員分享的論點，其實有很多我以前在《時代論壇》已講過，對我來說更耳熟能詳的，是「基督徒知識分子」這話題。但是，講員和當天分享的朋友們卻像是首次提出來，由零開始地跟大家談談似的。我的意思不是我走得前（其實比我更前的大有人在，我本人沒有甚麼可誇），而是香港基督教圈內的人文思想交流幾乎是零。結果，您努力了十多年，聚集了一小撮人；我同時又在別處努力十多年，聚集另一小撮人。不幸的話，大家從來沒有交往和交流，一些話題重重覆覆地說了十多二十年。真的，回顧七、八十年代的大專基督徒團契，那裡的人早就走過這些 路，但是他們彷彿沒有留下甚麼思想遺產，今天的人又由零開始。
我個人意見是，至少教會界應該有一份長期刊物，月刊或季刊，作為人文思想交流之用，並且讓知識累積，讓後人可以站在前人的肩上繼續走下去。為要達到這目的，那裡不能設過多禁忌，也不能常常以實用主義反對某些想法（例如：提議神學院教育應該要有七年後，不應以「資源不足」草草打發掉），機構被批評後亦不應老羞成怒。在我個人記憶裡，相信十多年後都不會忘記的是，去年有基督教報刊專欄曾對《斷背山》略有正面評價（但堅稱聖經不贊成同性戀），觸發一位名牧要求該報反省想與教會保持一個怎樣的關係。這樣的事，足以摧毀這裡所建議的那類 刊物。我不是說信徒不需要考慮基督教在某些事上有沒有底線，而是說空間太小，並且，那不是一種理性溝通，而是一種施壓。
另外，同樣由思考型信徒組成或發起的團體，應該多點合辦活動，甚至合併，善用資源。但說到這裡，上面提到的意識形態就來了。廣闊意義下的知識分子不介意高談別的思想，本身可能各屬不同思想學派，意見分歧是必然的事。他們能否放下成見，與別的團體背後的那一位或幾位知識分子合作，而不忌諱人家的思想變得受歡迎，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考驗。在我個人觀察裡，這是不同團體合作或合併裡最棘手的事。同樣可惜的是，他們在他們那高高的層 次裡較量後，卻不多會讓下面的人知道，只會一味說自己的思想系統如何好，如何合乎信仰，人們若要做基督徒知識分子就應當「拜師入門」──入自己的門，不是別人的門。
三．
其實說到這裡，理想運作與社會裡的大學差不多，只是，這所「大學」裡的每一科目都在尋求與基督教有某意義上的關係。對於美國那類有大量基督徒的國家，我認為教會應設法在已有的教育機制裡達到上述目的，而不是另立大 學，甚至鼓吹世俗大學與基督教大學獨立割裂的形態。但香港的處境有點左右做人難。香港信徒人口不足6%，一方面，基督教不是大部份社會人士的關注，人們在大學研究的題目不多會是基督教的，另一方面，教會資源之小，連一個像樣的人文基金和教育經費都籌不到（當然，其實大家很同心的話，以現時資源來說是可以略 為做到的）。
我感到，處理這些議題，與一群基督徒十分熱血地投身某些社關機構，同樣逼切，並且，我認為更有深邃和遠大的價值。
祈禱會
當天活動最後是一個分組祈禱的時間。近距離一點地認識一些參加者，了解他們的動機和興趣，令我感到很有親切感。亦很有安慰，因為發現原來廿來歲的年青人中，都有人願意反省這類議題，自己摸上來參加「講座」。同組裡有一位樹仁的教授（也是學術論壇的一位幹事），他說看過我不少文章，他覺得，雖然我被很多教會人士指罵（嘩 ，這個終於有人告訴我了！），甚至可能有些是他未必認同，但是他覺得我這類聲音很重要，能為信徒提供另一個觀點，並祝願我早日學成歸來，貢獻教會。大家談得攏，又得悉原來這個 Veritas Fellowship 會每兩個月聚會一次，有一個長遠的期望，我便硬著頭皮派一派基督教人文學會的卡片，希望有心思考和討論的基督徒，能夠無分疆界地互相交流分享。
祈禱會前有些參加者要早走了，其中一位是蔡志森先生，他主動跑來給了我一張卡片，誠懇地說希望大家可以談談。我向來主張理性溝通，雖然剛在《時代論壇》有點文筆交鋒，仍不放棄這些機會，立時就應承了。
我深願不同信徒不同群體裡對思考、溝通、交流的冀望，最終可以帶來信徒間更多體諒和合作，好的可以做得更好，壞的可以去除；當然，長遠一點的，我誠然盼望著更多合作和一些知識累積的機制出現，亦上文提及的那一類刊物。不然的話，容我引申美國基督教歷史學家 Mark Noll 的講法，香港基督教（福音派）始終走不出反智和民粹的歷史格局。日前與公共知識分子許寶強教授談了兩個多小時，大家都覺得社會裡需要有多點理性討論，不要貪眼前之利走入民粹政治遊戲；對我來說，基督徒應先在基督教裡做好這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7.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