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十年，香港教育发生「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面目全非。然而，在万变中，有一样事物不变，那就是官僚主义。
或许也可以说，官僚主义也非一成不变。的确，教育部门的官僚主义，也在变—— 变得愈来愈膨胀，愈来愈恶，愈来愈反专业。
首先，董建华企图令香港的教育加快回归祖国，于是不经谘询未经试点测试下，强行下令全港中学推行母语教学，结果受到传统英式精英学校及政府官僚系统的抵制，变成保留一百所精英文中学的「剩馀非精英中学母语教育制」，令精英与非精英中学的鸿沟更形扩大。
跟着来连串令人目眩的教育改革，令许多原本民办、尤其是教会办的精英学校，亟欲逃离教育官僚的宰制。复经官僚刻意鼓励，造成许多精英中学转为干预程度较少的「直接资助中学」。结果令这些中学学费大涨，成了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教改的结果，也令家长对香港的教育大失信心，不少人将子女送到国际学校或外国，脱离本地教育体制的「蹂躏」。
我们应当留意到，教育改革，尤其是在中小学部分，表面原因是要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令香港的学生更具竞争力，但「教改」所引发的改革拉力，却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要令香港青年在中国经济上升的大环境下与祖国更接轨，因此有中学六年制的产生；另一方面，也要保持什至促进香港的国际化水平，令香港青年在能力及取向上，与西方年青人看齐，那就意味要香港教育脱离亚洲教育死记硬读精于答题拙于批判创意思考的模式。
然而香港教育官僚的应对之道，却是以行政指令行政管理极度膨胀的模式，来微调中小学教育的每一个环节！潜在效应是令教育官员的权力扩大，正如以歧视性学券制将幼稚园也收编起来！回归前的香港教育，在课程编制及考试评核上，以至语文教育上，已经受尽教育官僚的束缚捆绑；但回归后，「教改」令这局面更变本加厉：原来民办教育团体的办学自由，与及老师仅馀的教学自由，都要受到来自教育官僚设计的新形式改革措施进一步监管与束缚：校本管理、法定校董会、基准试、新的课程、新的考试模式、新的教学法……总体的结果，是要令到香港的办学团体及教师，乖乖地忠实地跟随教改的详细指令运作，即在一个没有教师专业自由的教学环境下，教育出一批贴近西方模式的自由创意懂批判懂思考的学生！这真是典型的宏图伟大的官僚主义构想！结果是：教师捱不住而自杀。还未自杀的教师，经于聚到皇后码头，向「伟大的」教育官僚「发出最后的吼声」。怪不得政府急欲拆掉皇后码头，清洗掉香港自开埠以来最庞大的教师示威这个「集体回忆」。
而在高等教育方面，由于大学名义上是院校自主，再加上学术自由及终身聘任制两块「匾额」的保护，令教育官僚不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大学教育。但回归前，政府操控的大学拨款委员会，已经引入商业模式的管理，以西方学术评审为依归，将香港各大学的学术研究「殖民地化」。回归后，政府将大学员工薪酬制度与公务员系统脱，并大幅削减大学经费，结果却额外制造出多一批「尾大不掉」的高等院校教育官僚。这一撮「大学问家模样」的「仁人君子」，平时对大历史大趋势侃侃而谈，加起薪来给自己时也非常「大气度」，动辄以百万计，完全媲美跨国公司CEO及政府高官。但对待大学员工，则专以「肥上瘦下」为能事；更随意搬动阉割大学老师的「终身聘任制」；但对来自政府高层及社会的压力及干预，却敏于顺从。回归以来，从锺庭耀事件到浸大企图辞退六君子事件、到香港教育学院风波到城大辞退一百一十二名实任制讲师，这批「油腻腻」的教育官僚，造成大专教育十年来风风雨雨，其实阻碍了大专讲师发挥他们对香港社会应有的贡献。再加上董建华政府搞出个「两头不到岸」的副学士「附肢」给各大学的「享用」，令大学终于沦为斯文扫地，只懂见钱开眼，只会惜财失义的商业模式运作的大怪物。这种愈演愈烈的教育事业的官僚化与商业化，究竟会将香港的青年引进什么境地，实在令人忧虑。求主怜悯看顾香港的家长及青少年！
（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高级讲师）
【十年回眸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