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十年，香港教育發生「翻天覆地」的大變化，面目全非。然而，在萬變中，有一樣事物不變，那就是官僚主義。
或許也可以說，官僚主義也非一成不變。的確，教育部門的官僚主義，也在變—— 變得愈來愈膨脹，愈來愈惡，愈來愈反專業。
首先，董建華企圖令香港的教育加快回歸祖國，於是不經諮詢未經試點測試下，強行下令全港中學推行母語教學，結果受到傳統英式精英學校及政府官僚系統的抵制，變成保留一百所精英文中學的「剩餘非精英中學母語教育制」，令精英與非精英中學的鴻溝更形擴大。
跟著來連串令人目眩的教育改革，令許多原本民辦、尤其是教會辦的精英學校，亟欲逃離教育官僚的宰制。復經官僚刻意鼓勵，造成許多精英中學轉為干預程度較少的「直接資助中學」。結果令這些中學學費大漲，成了名副其實的「貴族學校」。教改的結果，也令家長對香港的教育大失信心，不少人將子女送到國際學校或外國，脫離本地教育體制的「蹂躪」。
我們應當留意到，教育改革，尤其是在中小學部分，表面原因是要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令香港的學生更具競爭力，但「教改」所引發的改革拉力，卻是兩方面的：一方面要令香港青年在中國經濟上升的大環境下與祖國更接軌，因此有中學六年制的產生；另一方面，也要保持甚至促進香港的國際化水平，令香港青年在能力及取向上，與西方年青人看齊，那就意味要香港教育脫離亞洲教育死記硬讀精於答題拙於批判創意思考的模式。
然而香港教育官僚的應對之道，卻是以行政指令行政管理極度膨脹的模式，來微調中小學教育的每一個環節！潛在效應是令教育官員的權力擴大，正如以歧視性學券制將幼稚園也收編起來！回歸前的香港教育，在課程編制及考試評核上，以至語文教育上，已經受盡教育官僚的束縛捆綁；但回歸後，「教改」令這局面更變本加厲：原來民辦教育團體的辦學自由，與及老師僅餘的教學自由，都要受到來自教育官僚設計的新形式改革措施進一步監管與束縛：校本管理、法定校董會、基準試、新的課程、新的考試模式、新的教學法……總體的結果，是要令到香港的辦學團體及教師，乖乖地忠實地跟隨教改的詳細指令運作，即在一個沒有教師專業自由的教學環境下，教育出一批貼近西方模式的自由創意懂批判懂思考的學生！這真是典型的宏圖偉大的官僚主義構想！結果是：教師捱不住而自殺。還未自殺的教師，經於聚到皇后碼頭，向「偉大的」教育官僚「發出最後的吼聲」。怪不得政府急欲拆掉皇后碼頭，清洗掉香港自開埠以來最龐大的教師示威這個「集體回憶」。
而在高等教育方面，由於大學名義上是院校自主，再加上學術自由及終身聘任制兩塊「匾額」的保護，令教育官僚不能隨心所欲地干預大學教育。但回歸前，政府操控的大學撥款委員會，已經引入商業模式的管理，以西方學術評審為依歸，將香港各大學的學術研究「殖民地化」。回歸後，政府將大學員工薪酬制度與公務員系統脫，並大幅削減大學經費，結果卻額外製造出多一批「尾大不掉」的高等院校教育官僚。這一撮「大學問家模樣」的「仁人君子」，平時對大歷史大趨勢侃侃而談，加起薪來給自己時也非常「大氣度」，動輒以百萬計，完全媲美跨國公司CEO及政府高官。但對待大學員工，則專以「肥上瘦下」為能事；更隨意搬動閹割大學老師的「終身聘任制」；但對來自政府高層及社會的壓力及干預，卻敏於順從。回歸以來，從鍾庭耀事件到浸大企圖辭退六君子事件、到香港教育學院風波到城大辭退一百一十二名實任制講師，這批「油膩膩」的教育官僚，造成大專教育十年來風風雨雨，其實阻礙了大專講師發揮他們對香港社會應有的貢獻。再加上董建華政府搞出個「兩頭不到岸」的副學士「附肢」給各大學的「享用」，令大學終於淪為斯文掃地，只懂見錢開眼，只會惜財失義的商業模式運作的大怪物。這種愈演愈烈的教育事業的官僚化與商業化，究竟會將香港的青年引進什麼境地，實在令人憂慮。求主憐憫看顧香港的家長及青少年！
（作者為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高級講師）
【十年回眸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