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回归十年的日子是教育界翻天覆地的十年，我相信很多人，不论是教育界的同工及一般市民，都会同意。「翻天覆地」并不一定带有贬意，只是形容改变範围来得大，改变行动来得急，并且改变力度来得很彻底。这些改变包括母语教育、直资办学、质素保证视学、内评外评、系统评估、增值指标、引入不同持份者的评鑑和参与、校本教育条例、升中新机制、三三四新学制、课程改革……等等。在这篇短短的文章中没有可能对上述政策一一评论；然而作为基督教办学工作者，我认为在这一连串的教育政策改变背后，有两个最基本的教育问题是值得我们深思。
直资学校在回归十年期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政策制订者认为直资学校能提供教育多元化，让家长有更多的选择。但我对于传统名校转为直资学校并收取高昂的学费表示极度的悲哀。传统名校转直资是政府威逼利诱及教会没有坚持办学是服务所有阶层的原则相互结合而产生的结果。教育政策的大混乱令名校为求自保而考虑转制（我并不赞同这种自保心态，事实上传统名校理应有更多条件及资源去面对收生的差异）。同一时间，政府官员鼓其如簧之舌游说名校转制；更在制度上如学费的上限及公积金的过渡等予以配合，清除障碍。教会在此教育改革的大时代中也没有紧守自己的办学理念。这样，名校转直资的潮流便水到渠成，一发不可收拾。普通市民原本还可以享受的免费优质教育机会随这转直资的洪流而一去不返。在往后的日子，若想在港接受较优质的教育，便要每年贡献更多的钞票才可实现。不要说穷苦人家，连中产阶级都要节衣缩食，牺牲家庭相聚时间来拼命增值赚钱缴付高昂的「多元智能」训练费和学费（现在的入学制度不用笔试，好像减轻了压力，但实况是否如此？面试入学的过程中，谁家的孩子更有利？是穷苦大众的孩子抑或是能付钞去周游列国、参加面试训练班、琴棋书画皆有学习的孩子？）。今天很多政府高官及社会栋梁都不是出身于富贵家庭，而是靠努力考入名校就读（入学不必理会社经背景）及个人奋斗而成功的。然而，这种社会流动的动力将会随着直接资助办学模式而划上句号，这岂不是香港教育政策的倒退吗？这又是否在「行公义、好怜悯」？
质素保证视学、学校自评外评、系统评估、增值指标和校本条例等措施都源于西方商管哲学中的衡工量值、外控监察，及最短时间赚取最大回报。这些管理法则故然有其可取及值得借镜的地方；但其弊端是容易忽略人的独特性。教育却正正是人的工作，更是生命影响生命的工程，整个教育过程最需要重视的是人的成长，然而人的成长路很多时都是曲折而漫长。当这种商管文化在教育政策制订者心中成为唯一的标准时，教育界便注定要受困逼；心中的无力感也愈觉沉重。更可悲的是这种商管文化和适龄人口大幅下跌的自然因素相互配合时，便为身心疲惫的教育界加上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教育界同工面对这种「市场」的「杀戮」，身、心、灵的健康全都奉上。没有身、心、灵健康的同工，怎能给予学生生命积极和正面的影响？
全盘套用西方商管哲学于育人的过程时，会否得不偿失？我相信教育政策制定者若能在制定政策时加上一点点对人的信任和重视，一点点专业自主的空间，会帮助教育同工重新体现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使命。
（作者为圣公会李福庆中学校长）
【十年回眸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