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說回歸十年的日子是教育界翻天覆地的十年，我相信很多人，不論是教育界的同工及一般市民，都會同意。「翻天覆地」並不一定帶有貶意，只是形容改變範圍來得大，改變行動來得急，並且改變力度來得很徹底。這些改變包括母語教育、直資辦學、質素保證視學、內評外評、系統評估、增值指標、引入不同持份者的評鑑和參與、校本教育條例、升中新機制、三三四新學制、課程改革……等等。在這篇短短的文章中沒有可能對上述政策一一評論；然而作為基督教辦學工作者，我認為在這一連串的教育政策改變背後，有兩個最基本的教育問題是值得我們深思。
直資學校在回歸十年期間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政策制訂者認為直資學校能提供教育多元化，讓家長有更多的選擇。但我對於傳統名校轉為直資學校並收取高昂的學費表示極度的悲哀。傳統名校轉直資是政府威逼利誘及教會沒有堅持辦學是服務所有階層的原則相互結合而產生的結果。教育政策的大混亂令名校為求自保而考慮轉制（我並不贊同這種自保心態，事實上傳統名校理應有更多條件及資源去面對收生的差異）。同一時間，政府官員鼓其如簧之舌游說名校轉制；更在制度上如學費的上限及公積金的過渡等予以配合，清除障礙。教會在此教育改革的大時代中也沒有緊守自己的辦學理念。這樣，名校轉直資的潮流便水到渠成，一發不可收拾。普通市民原本還可以享受的免費優質教育機會隨這轉直資的洪流而一去不返。在往後的日子，若想在港接受較優質的教育，便要每年貢獻更多的鈔票才可實現。不要說窮苦人家，連中產階級都要節衣縮食，犧牲家庭相聚時間來拼命增值賺錢繳付高昂的「多元智能」訓練費和學費（現在的入學制度不用筆試，好像減輕了壓力，但實況是否如此？面試入學的過程中，誰家的孩子更有利？是窮苦大眾的孩子抑或是能付鈔去周遊列國、參加面試訓練班、琴棋書畫皆有學習的孩子？）。今天很多政府高官及社會棟樑都不是出身於富貴家庭，而是靠努力考入名校就讀（入學不必理會社經背景）及個人奮鬥而成功的。然而，這種社會流動的動力將會隨著直接資助辦學模式而劃上句號，這豈不是香港教育政策的倒退嗎？這又是否在「行公義、好憐憫」？
質素保證視學、學校自評外評、系統評估、增值指標和校本條例等措施都源於西方商管哲學中的衡工量值、外控監察，及最短時間賺取最大回報。這些管理法則故然有其可取及值得借鏡的地方；但其弊端是容易忽略人的獨特性。教育卻正正是人的工作，更是生命影響生命的工程，整個教育過程最需要重視的是人的成長，然而人的成長路很多時都是曲折而漫長。當這種商管文化在教育政策制訂者心中成為唯一的標準時，教育界便註定要受困逼；心中的無力感也愈覺沉重。更可悲的是這種商管文化和適齡人口大幅下跌的自然因素相互配合時，便為身心疲憊的教育界加上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教育界同工面對這種「市場」的「殺戮」，身、心、靈的健康全都奉上。沒有身、心、靈健康的同工，怎能給予學生生命積極和正面的影響？
全盤套用西方商管哲學於育人的過程時，會否得不償失？我相信教育政策制定者若能在制定政策時加上一點點對人的信任和重視，一點點專業自主的空間，會幫助教育同工重新體現人類靈魂工程師的神聖使命。
（作者為聖公會李福慶中學校長）
【十年回眸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