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年七月，我从中国神学研究院转到信义宗神学院任教，刚好一年。转折是人生常有的事，然而，重大的转折却不一定常有，否则人很难承受。○三年一月，我离开了信义宗神学院，来到自己所属宗派的神学院——香港浸信会神学院，至今已是四年多了。我盼望馀下的日子可以安顿下来，心灵和肉身都不再需要四处流盪。可是，主观的意愿谁能保证作准呢？正如我们这一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海外学成归来的神学人，谁能逆料经过好些年后今天自身的境况？
事实上我们都各自处身不同的建制中，在客观环境各异的情况底下尝试履行不同的神学使命，如特雷西（David Tracy）所讲的神学三重责任︰教会的、学术圈子的、社会的。如果我们严肃地检视我们这辈神学人从九七到○七这十年的成绩，恐怕虽未至不事生产，但也只能说强差人意。
就从量上说起吧。撇开博士论文不算，如果这十年来，每年都用心去写一篇至两篇的学术论文——对，是严肃的学术论文而不是别的，这可是我辈神学人受训而为的责任，谁可替代呢？——那么，十年一本像样的着作并非什么难事。我在这里为那些不断研究写作但只属少数的同辈鼓掌，盼望我们都以他们为榜样。
另一方面，我们的问题意识又如何？我的意思是，我们是否拿捏得准确，教会的问题在哪里？学术圈子的问题在哪里？社会的问题在哪里？抑或日子久了，变得随波逐流，只跟大势？还是无欲无求，早就已经但求教书，不作研究？大概还有其他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叫我们更多时候，没有实践特雷西标示的神学三重责任。
我自己在神学院事奉，主要的神学责任是讲解、研究信仰群体的信仰和教义，并以此来检视今天教会的宣讲和实践，是否合乎道统。这是宗教改革以来对神学责任的一种规定。可是，九七前的十年和九七后的十年，香港华人教会乱象纷呈，蜂涌的移民弃守、世俗思想的同化、偏激的灵恩实践……在在都显示，我们并不晓得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是的，我要说的，我们的教会，已经不晓得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的教会只相信自保、成功，而非软弱的、愚拙的耶稣基督。）跟着的问题是，我们这些为教会而讲解、研究信仰群体的信仰和教导的神学人，这十年里面，所意识的教会问题是什么呢？抑或根本没有认真地思考过？
十年下来，我们这一辈的神学人，如果是在神学院事奉的，那么，我们为教会对信仰道统的继承与实践，究竟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只是不断满足教会的感觉需要（felt need）而疲于奔命，还是甘于寂寞，敢于指出教会所当持守与实践的信仰道统呢？我们所读的圣经——上帝的话语，我们明白吗？我们所信的三一上帝，我们明白他与我们何干吗？十年下来这恐怕是我们这一辈神学人对所属的信仰群体所欠下的债项。
我们这辈的神学人，若非五十开外，就都接近五十。我们下一个十年该怎样走下去呢？走在自己心意的路上？还是走在上帝心意的路上？走上掌声雷动的舞台？还是走进静默无声的密室？此后十年，我们的道路，会为偿还之前对教会的亏欠而有所转折吗？
（作者为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基督教思想〔神学与文化〕教授）
【十年回眸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