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年七月，我從中國神學研究院轉到信義宗神學院任教，剛好一年。轉折是人生常有的事，然而，重大的轉折卻不一定常有，否則人很難承受。○三年一月，我離開了信義宗神學院，來到自己所屬宗派的神學院——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至今已是四年多了。我盼望餘下的日子可以安頓下來，心靈和肉身都不再需要四處流盪。可是，主觀的意願誰能保證作準呢？正如我們這一代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海外學成歸來的神學人，誰能逆料經過好些年後今天自身的境況？
事實上我們都各自處身不同的建制中，在客觀環境各異的情況底下嘗試履行不同的神學使命，如特雷西（David Tracy）所講的神學三重責任︰教會的、學術圈子的、社會的。如果我們嚴肅地檢視我們這輩神學人從九七到○七這十年的成績，恐怕雖未至不事生產，但也只能說強差人意。
就從量上說起吧。撇開博士論文不算，如果這十年來，每年都用心去寫一篇至兩篇的學術論文——對，是嚴肅的學術論文而不是別的，這可是我輩神學人受訓而為的責任，誰可替代呢？——那麼，十年一本像樣的著作並非甚麼難事。我在這裡為那些不斷研究寫作但只屬少數的同輩鼓掌，盼望我們都以他們為榜樣。
另一方面，我們的問題意識又如何？我的意思是，我們是否拿捏得準確，教會的問題在哪裡？學術圈子的問題在哪裡？社會的問題在哪裡？抑或日子久了，變得隨波逐流，只跟大勢？還是無欲無求，早就已經但求教書，不作研究？大概還有其他種種客觀和主觀的原因，叫我們更多時候，沒有實踐特雷西標示的神學三重責任。
我自己在神學院事奉，主要的神學責任是講解、研究信仰群體的信仰和教義，並以此來檢視今天教會的宣講和實踐，是否合乎道統。這是宗教改革以來對神學責任的一種規定。可是，九七前的十年和九七後的十年，香港華人教會亂象紛呈，蜂湧的移民棄守、世俗思想的同化、偏激的靈恩實踐……在在都顯示，我們並不曉得我們所信的是甚麼。是的，我要說的，我們的教會，已經不曉得我們所信的是甚麼。（或者說，我們的教會只相信自保、成功，而非軟弱的、愚拙的耶穌基督。）跟著的問題是，我們這些為教會而講解、研究信仰群體的信仰和教導的神學人，這十年裡面，所意識的教會問題是甚麼呢？抑或根本沒有認真地思考過？
十年下來，我們這一輩的神學人，如果是在神學院事奉的，那麼，我們為教會對信仰道統的繼承與實踐，究竟做了一些甚麼呢？我們只是不斷滿足教會的感覺需要（felt need）而疲於奔命，還是甘於寂寞，敢於指出教會所當持守與實踐的信仰道統呢？我們所讀的聖經——上帝的話語，我們明白嗎？我們所信的三一上帝，我們明白祂與我們何干嗎？十年下來這恐怕是我們這一輩神學人對所屬的信仰群體所欠下的債項。
我們這輩的神學人，若非五十開外，就都接近五十。我們下一個十年該怎樣走下去呢？走在自己心意的路上？還是走在上帝心意的路上？走上掌聲雷動的舞台？還是走進靜默無聲的密室？此後十年，我們的道路，會為償還之前對教會的虧欠而有所轉折嗎？
（作者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神學與文化〕教授）
【十年回眸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