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九七年前几年，香港教会有如患上妄想恐惧症，看见新来宾表现有点长进，有点热心，若然欠缺纯正的广东口音，就判断是什么中共卧底，或是什么特务云 云。看来，教会一方面过度高估自己在中共心目中的地位，以为自己举足轻重，不对付不成似的；另方面教会也过度高估中共是三头六臂，错以为他们有足够能力渗透所有界别，进行「全面」的整治──老实讲，共产党真的要有所对付，相信先是李柱铭，后是司徒华。教会？总也不是首要打击的对象吧！
九七前后，普遍教会就是这样患上了九七惊恐症。说清楚一点，九七的重要性被跨大了，九七本来就是香港的重要关注，却在惊恐心理下变成了教会唯一的关注！还记得九六年我在一份财经日报的专栏，竟然当起先知来，预言临近九七，布道会必然多起来，大起来！事实上包乐布道会的高调推出，正是在九七大限的概念下名正言顺的大搞，同期的大布道会也找取「最后机会」，召唤全香港教会都同心热心起来，好应付突然膨胀起来的巨大财力和人力诉求。
讽刺是九七过后，宗教自由明显没有什么倒退，教会也没有遇上半点逼害。十多年前，我在同样的专栏里曾经断言教会九七后可以平安过渡，不是要显示个人先知之能，事实上抱此观念的人多的是。我想要表达的，却是一个牧养的信息：不要让九七掩盖了视线。
九七前几年，什至推前十多年中英草签开始（一九八四），教会忙于回应九七，因而使向来政治冷感的香港教会热了起来！同样在九七的呼召下，传福音的诉求在教会里也热起来了。有了九七之名，本来沉闷的政治讲座竟然叫座起来，花费巨大的大型布道会也热炒，得着空前的支持。这些都是九七给教会的祝福。然而，跟九七挂不上鈎的，那管如何有意义的事，便当然的被压下去。
昨天重温一个电视台的新闻专辑中，就是在回归前一百日前的日子里，我说过这样的话：「今日很多香港人，过分标榜谈论九七，讨论九七。实际上人要面对的问题，不光是九七这个年头，九七以后有九八，有九九。」背着镜头，我对旁边的人说：「教会当九七过后，将后悔没有为九八和九九作准备而后悔。」回归十年的嗟叹就是这个，在九七前后几年，教会积极努力回应的，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回顾十年历史，九七没有给教会什么具实的加害，真正加害我们的，是我们对九七的 恐惧。这恐惧虚耗了我们很多精力，使我们没有馀力应付一直存在而又比「九七」这数字更实质的牧养需要。
九七前后，香港教会做过什么？夸张的说，教会就像是为九七而活，却没有为香港而活。在九七意识笼罩下，如常的牧养停了，宣教的关怀也停了，剩下的是政治关怀（严格是九七政治关怀）和趁机布道的末世关怀。回归十年，看见教会走过的路，使我更看见九七本身没有什么可怕，可怕是我们觉得它可怕。九七本身没有什么咒诅，过度的回应它才是咒诅──这使我们虚渡了许多年日，浪费了许多精力。
（作者为马鞍山灵粮堂主任牧师）
【十年回眸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