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罗十四：7）
基督教，是一个以死亡为起点的宗教。它之所以作为垂死的人和必死的人的安慰，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现世主义者会视为虚假的应许（就像《铁达尼号》里被丑化的念着启示录的牧师和围着他的怕死的人群），而是因为没有死亡，基督教是不会建立起来的。
当许多宗教是以创教者的言论作为它的基础，基督教的基础，不是创教者的言论，而是创教者的死亡。如果复活被批评为荒唐的神话，那么死亡就是荒唐的人生现实，它也就是一个所谓荒唐的复活信仰的物质（material）起点。
当保罗提出忠诚于信仰的要求时，他诉诸于一个普遍的事实：我们不是为自己而活，也不是为自己而死。
在个人主义和自我主义的烟幕下，我们看不见世界真正的操作、真正的现实：我们，都不是为自己而活；换句话说，我们，总是为他人而活下去，虽然我们不一定能说出他人是谁。
反过来，也别给自杀的新闻给弄糊涂了；我们，都不是为自己而死；我们，都是为了别人而死（自杀无非是逃避这个「别人」）。套用犹太哲学家列维纳斯（Emmanuel Lěvinas）的他者伦理，他人，先于我，他人永远在我的选择以先，成为我的重负，把我掳劫（hostage）。
基督教的圣餐，就是死的团契，饼与杯，是要在基督死的形状上联合；这是水礼班的ABC，只是别少看它；如果我们懂得死守在这一点上（也就是基督教的原材料），基督教会永远不可能变成沉溺消费还自诩最履行大使命的消费福音教会，它也永远通得过「上帝是否只不过是虚拟」的后现代真伪测试。
只有死亡，才能成为人与人之间牢不可破的团契的基础。
香港，永不作为团结人民的身份，因为没有一个香港人曾经因为「是一个香港人」而死亡。米兰昆德拉在《帷幕》里，提到一九三八年两个捷克外交官，他们等了一整晚后被处决，他们是为了作为捷克人而被处决。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红》里，也提及一个土耳其骑兵，他出征后没有回家，留下了妻子和两个儿子。国族身分形成，是因为我们当中有人为了作为国族的一分子而死。
沙士时死去的医护人员，是为作为医护人员而死；梁成恩的死，是因为他是警察；而黄家熙，是为了作为消防员而死。殉职的光荣是社会的论述建构（谁在有选择下会要这份光荣？），但这些职业给人的尊荣感，不是因为我们真的给论述弄糊涂了，而是因为我们永不能把曾经死去的人也化成一堆论述。
如果，有人为作为一个国家的告诫者而死？如果，有人为一个国家作梦而死？如果，有人正因为他接受作为国家的承担者而死？
历史的建构性是无可置疑的，这种反身性（reflexive）思考有助我们认识历史，而不是否定历史，陷入论述的相对主义里（事实上不少知识分子对教会历史一样抱着这种态度，一种近乎教条的相对主义信念）。有一件事抵制着历史论述的相对化（试想下把南京大屠杀说成只是不同民族的诠释角度问题），那就是死去的人，和记得他／她的别人。这种记忆是强制的，不是记得他们的人的自由选择。那是一种他者（已死者）的呼召，那是我们无条件负上的责任。就像有人跳下海救人，人救了，自己却死了，那是不是对在生的妻儿不负责任（想像他只是懂拯溺的路人）？不，那里根本没有选择，那是一种当下的无条件的承担。
如果「旁观他人的死」（套用桑塔格〔Susan Sontag〕语）是一项不道德（就如各畅销报章对拍摄车祸死者死状的沉溺，一种静态暴力），那么被他人的死逮捕，站在墓地沉思，却是一项伦理。
沉思为了国族而死的人，我们才可以在一片欣欣向荣的土地，在那个伟大的资本主义的待开发市场之上，勉强看见还有那称为精神的东西，还有那能够让陌生的人团结在一起的东西。
如果发觉记忆是因为害怕忘记，要记得那是一项病征；是的，我病了，因为我们都病了，在我们的失语症未转好前，让我们继续沉溺在记忆中。至少，我们还能安睡，对得住记忆里的呼召。
至于现世主义者厌恶的复活神话，基督徒还会一起拥抱，像他拥抱死亡一样，要在基督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因为，他人的呼召太沉重，历史的记忆可以把灵魂压碎，只有基督的未来才能让我们有力量说出历史的希望，直等到他来：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记念我。」（林前十一：25）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7.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