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死。」（羅十四：7）
基督教，是一個以死亡為起點的宗教。它之所以作為垂死的人和必死的人的安慰，不是因為它有甚麼現世主義者會視為虛假的應許（就像《鐵達尼號》裡被醜化的唸著啟示錄的牧師和圍著他的怕死的人群），而是因為沒有死亡，基督教是不會建立起來的。
當許多宗教是以創教者的言論作為它的基礎，基督教的基礎，不是創教者的言論，而是創教者的死亡。如果復活被批評為荒唐的神話，那麼死亡就是荒唐的人生現實，它也就是一個所謂荒唐的復活信仰的物質（material）起點。
當保羅提出忠誠於信仰的要求時，他訴諸於一個普遍的事實：我們不是為自己而活，也不是為自己而死。
在個人主義和自我主義的煙幕下，我們看不見世界真正的操作、真正的現實：我們，都不是為自己而活；換句話說，我們，總是為他人而活下去，雖然我們不一定能說出他人是誰。
反過來，也別給自殺的新聞給弄糊塗了；我們，都不是為自己而死；我們，都是為了別人而死（自殺無非是逃避這個「別人」）。套用猶太哲學家列維納斯（Emmanuel Lěvinas）的他者倫理，他人，先於我，他人永遠在我的選擇以先，成為我的重負，把我擄劫（hostage）。
基督教的聖餐，就是死的團契，餅與杯，是要在基督死的形狀上聯合；這是水禮班的ABC，只是別少看它；如果我們懂得死守在這一點上（也就是基督教的原材料），基督教會永遠不可能變成沉溺消費還自詡最履行大使命的消費福音教會，它也永遠通得過「上帝是否只不過是虛擬」的後現代真偽測試。
只有死亡，才能成為人與人之間牢不可破的團契的基礎。
香港，永不作為團結人民的身份，因為沒有一個香港人曾經因為「是一個香港人」而死亡。米蘭昆德拉在《帷幕》裡，提到一九三八年兩個捷克外交官，他們等了一整晚後被處決，他們是為了作為捷克人而被處決。帕慕克在《我的名字叫紅》裡，也提及一個土耳其騎兵，他出征後沒有回家，留下了妻子和兩個兒子。國族身分形成，是因為我們當中有人為了作為國族的一分子而死。
沙士時死去的醫護人員，是為作為醫護人員而死；梁成恩的死，是因為他是警察；而黃家熙，是為了作為消防員而死。殉職的光榮是社會的論述建構（誰在有選擇下會要這份光榮？），但這些職業給人的尊榮感，不是因為我們真的給論述弄糊塗了，而是因為我們永不能把曾經死去的人也化成一堆論述。
如果，有人為作為一個國家的告誡者而死？如果，有人為一個國家作夢而死？如果，有人正因為他接受作為國家的承擔者而死？
歷史的建構性是無可置疑的，這種反身性（reflexive）思考有助我們認識歷史，而不是否定歷史，陷入論述的相對主義裡（事實上不少知識分子對教會歷史一樣抱著這種態度，一種近乎教條的相對主義信念）。有一件事抵制著歷史論述的相對化（試想下把南京大屠殺說成只是不同民族的詮釋角度問題），那就是死去的人，和記得他／她的別人。這種記憶是強制的，不是記得他們的人的自由選擇。那是一種他者（已死者）的呼召，那是我們無條件負上的責任。就像有人跳下海救人，人救了，自己卻死了，那是不是對在生的妻兒不負責任（想像他只是懂拯溺的路人）？不，那裡根本沒有選擇，那是一種當下的無條件的承擔。
如果「旁觀他人的死」（套用桑塔格〔Susan Sontag〕語）是一項不道德（就如各暢銷報章對拍攝車禍死者死狀的沉溺，一種靜態暴力），那麼被他人的死逮捕，站在墓地沉思，卻是一項倫理。
沉思為了國族而死的人，我們才可以在一片欣欣向榮的土地，在那個偉大的資本主義的待開發市場之上，勉強看見還有那稱為精神的東西，還有那能夠讓陌生的人團結在一起的東西。
如果發覺記憶是因為害怕忘記，要記得那是一項病徵；是的，我病了，因為我們都病了，在我們的失語症未轉好前，讓我們繼續沉溺在記憶中。至少，我們還能安睡，對得住記憶裡的呼召。
至於現世主義者厭惡的復活神話，基督徒還會一起擁抱，像他擁抱死亡一樣，要在基督復活的形狀上聯合。因為，他人的呼召太沉重，歷史的記憶可以把靈魂壓碎，只有基督的未來才能讓我們有力量說出歷史的希望，直等到祂來：
「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要如此行，為的是記念我。」（林前十一：25）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7.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