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论坛讯】九龙城浸信会差会及建道神学院昨午（四月十五日）于九龙城浸信会合办「情系中华──马礼逊来华200年」讲座，由崇基神学院助理教授邢福增博士及建道神学院院长梁家麟博士主讲，九龙城浸信会行政主任蔡少琪先生回应，约四百人参加。
讲座首先由邢福增博士以「200年前的孤独传道者」为题，并借着他搜集得来的文献，道出马礼逊来华传教所经历的种种孤独与重重困难。他指出在研究马礼逊的事迹时，从其日记及文献中，都发现到马礼逊曾直接道出了自己来华传教所处于的孤独以至恐惧的境况。 马礼逊手稿：我可作什么？（What can i do?）
他表示马礼逊是如一八○一年一月二日按立为牧师，但在同月的廿八日，即要离开英国到中国传教的前两天，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只有我一人，将独自前。啊！但愿我不是一个人，上帝慈爱之手会搀扶我，天使会出现在我面前。」在同年九月当他先抵达澳门及广州时，他亦分别写道：「上帝，消除我一切的恐惧」，及作出感叹：「我可作什么？」虽然他来于一八○九年能加入东印度公司当翻译员，并曾两度结婚，但两任妻子先分别早逝及身体虚弱，加上其第一任妻子为他所生的首名儿子更一出生便夭折等，这种种生离死别的遭遇，都令他再次堕进极
度孤单的境况中。在他第一任妻子离世时，他便写了这样一段令人心酸的独白：「我的心碎了，我将失去地上所有的快乐，她的死，令我非常可怕。」
除了在感情上的孤独外，这位首位来华的开荒者，在传教上遇上重重的难阻。邢福增指出，面对着中国的闭关政策及严禁信奉洋教的情况下，他可说是不能作些什么；而虽然他在英国同乡开设的东印度公司内工作，但由于东印度公司 亦只着重商业的利益，因此亦不愿见到马礼逊作些违反中国法律的事情影响其生意，故此他在公司内亦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邢福增又表示，即使当他在澳门传教时，亦受到当地葡萄牙天主教人士的阻挠，担心他在「争地盘」。
英国伦敦传道会有见及此，曾差派一对宣教士夫妇米怜来华协助马礼逊，可是米怜夫妇最却因未能在中国取得居留权而辗转在马六甲定居，变相成了一个对华传教的勤基地。面对着中国的信仰文化冲突及宗教政策上的制肘，马礼逊曾想过放弃中国，邢福增便指出他在一八一三年七月便曾这样写道：「……我也必须放弃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因为事实上，我既要为东印度公司译员，又要当传教士，这二者不可兼得的……比较妥当的答案，还是我迁往马六甲或爪哇去做传教事业。啊！上帝！求你指引我该怎样做！」这些念头他思想了好些日子，邢福增又引逑他约于半年的一八一三年十一月仍写出相类的想法：「我因中国政府带来的麻烦感到沮丧……爪哇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当的地点，作为我们传教的基地。」
邢福增指出，虽然马礼逊曾有过这些想法，但最终亦没有放弃中国，并完成了翻译中文圣经及华英字典等工作，而他自己亦曾对这些成就而感恩，「……必须承认十年来我们是有进展，但确实很小……在我们经过的路程中，确实是有许多的障碍，但也当记得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希望，就当满心感谢上帝。」
另一位讲员梁家麟接着以「200年又如何？」为题，从二百年前马礼逊一个人来华传教，引导与会者看到二百年今天出现了一幅美丽而感恩的图画：「在全球六十四亿七千万人口中，百分之廿一是华人……我估计目前全球已约有四千万以下是华人信徒，而在中国的则占了三千万……我们本来都是外邦人，但现在福音却临到我们，当中包括你同我，实在是不能不向我们的上帝献上感恩！」
他又分享到对中国教会发展的一点看法，指出中国推行的经济改革都获得很好的评价，人民生活都有所改善，而胡锦涛上场，更表示除要继续开放改革外，便是要立一个均衡和谐的社会。梁家麟指出，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便一定要有信仰：「小朋友是会事事听从爸爸的话，但当达到成年时，便一定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及思想。」在这形势下，他深信基督信仰在中国未来将有着很大的发展空间。
他又指出了中国目前一个有趣而矛盾的现象，就是中国是亚洲以至全球有最多未信主的国家，亦是拥有最多亚洲基督徒的国家，「其实现在大部分人都不是未听过福音，而是没兴趣听。」梁家麟在最道出了的这个现象，正好给与会信徒一个很好的宣教的提示及反省。
蔡少琪在回应时向信徒就宣教工作的孤独作出了勉励，并引用圣经中的保罗、以利亚及耶稣基督本身在作神的事工都是带着孤独去作的，特别是做一些开荒工作时更是吃苦的，但当我们想到随着这些孤独及苦楚而来的，是有着一大群同路人，正于马礼逊来华令数以千万计的华人得救时，便正如圣经所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随他便向与会者作出宣教的呼召，并有最少十多人即时举手立志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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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快拍，2007.4.1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