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
本文作者之父亲吴耀宗是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历史中一位具争议性的人物，曾任职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四七年代表中国基督教出席于欧洲举行的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四九年，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董事会主席、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首任主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文革时曾被批斗。七五年复任人大常务委员，七九年病逝。
去年，作者父母由北京西北旺基督教陵园，迁葬上海青浦福寿园人文纪念公园基督教墓区。本文是作者于十一月四日迁葬仪式上的发言。现连同注解，由作者交本刊发表。作者现居美国。标题及分题为本刊编者所加。
我代表家属欢迎各位前来参加父母的迁葬仪式。
父母生前在上海工作了半个世纪，顺理成章，应该合葬在上海，但是未能如愿，说是母亲级别不够，只能一九九七年安葬在北京西郊基督教陵园。现在上海青浦的福寿园可以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我们家属决定将骨灰迁回上海。今天十一月四日是父亲的生日，是一百一十三岁冥寿，我们选了今天举行安葬仪式。
今天我们请了父亲生前共事合作过的同事同工，母亲的亲朋好友及他们的第二代，有孙亦冲先生，他是孙瑞璜、孙王国秀（注一）的公子。一九四九年前，他们家举行的基督徒进步民主集会，父亲经常参加。也有涂继正先生，他的父亲涂羽卿先生（注二）曾是青年协会的总干事，圣约翰大学校长，为三自出过大力。 我们现在纪念三自，也应当缅怀像涂羽卿等这些前辈。三自能够成气候，不是一个人能造成的，是有一批人，一大批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今天光临的还有上海广东岭南堂的教友。我们一家都是该堂的教友，母亲多年担任堂董事，父亲多次在那里证道，我太太曾蕙心和我都是少年团的契友。
今天我们也请了计瑞兰女士（注三）。她因病无法前来，由她的家属代表。计小姐从成都起就协助父亲工作，诚诚恳恳、认认真真，对父亲满腔热情。父亲五十年代初，到各地了解情况，计小姐都陪同前往。父亲说她有文学修养，所作的会议记录，下笔成文，不用修改。为了写父亲的传记，她收集了大量资料，做了大量卡片，日夜写作，默默无闻。今天，我要代表家属向她致谢，向她致敬。
世上最深刻的一句话
父母的碑石尽量简樸大方庄重，黑色花岗石正面只刻父母姓名字号，生卒年月日及照片。有人以为是否可以不用他们的字号。他们当年互赠诗词，都互称「叔海、颖龄」，家里也用字号互称。父亲写传记，第一句就是，我吴耀宗，字叔海……。
碑的背面只刻一段经文：「马太福音十六章25节『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这段经文文字简单，但读起来令人似懂非懂。父亲认为这两句话是世界上最深刻、最辩证、最耐人寻味的一段话。「我」就是真理。他请吴雷川先生写成条幅，挂在书房，作为座右铭。条幅中还有其他几段经文「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还记得落款是吴雷川，时年八十五，书于燕大朗润园。凡是追求活命的人，必有一死。凡是为耶稣基督丧掉生命的，必得永生；凡为真理牺牲生命的，必永垂不朽。这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世人应有的生死观。父亲有更深一层的体会，经文体现了「横」（平面）和「纵」（立体），「内在」和「超然」联合起来的上帝观。（注四）
先严──不计利害 逆流而上
一九一八年，非宗教家庭出身的父亲，信奉了基督教。那时，中国有一个规模很大的反基督教运动。父亲入教，不计利害，逆流而上。
两年，父亲认为找到了道路、真理、生命，放弃了海关的金饭碗，献身教会事业。亲友对这个行动感到惊奇、突然和惋惜，什至反对。父亲的三姐干明说：「你的两个兄弟刚去世，留下三个侄子在读书。两个妹妹还没有毕业，父亲已经七十多岁，谁来供养？」父亲对母亲说：「耶稣为了救世人，被人钉上十字架，我去青年会，就是为人牺牲服务。」
没有坚定的信仰，作出这样的决定难以想像，那个时代不容易，这个时代更不容易。今天，功利主义氾滥，说什么有利就说什么，做什么有利就做什么。父亲放弃了名，放弃了利，为信仰而献身。
父亲的一生丰富多彩。怎样用最简洁的几句话来概括他一生的思想和活动？
他的信仰和思想，我看可以概括为民族内涵和社会内涵。
父亲的信仰有深刻的民族内涵。他长期以来是个唯爱主义者。父亲最佩服的人就是印度的甘地，佩服他的精神和人格，并翻译了他的自传。父亲也想用非武力的运动来对抗日本的侵略，但是逐渐发现此路不通，就开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民族主义压倒了唯爱主义，高于唯爱主义。
从民族主义出发，父亲早在二十年代就认同了三自的口号，认为中国的教会就是要自治、自养、自传，就是要回到中国人的手中。
父亲的信仰有深刻的社会内涵。他的信仰不限于个人得救。他要用基督教的理想来改造社会。他写过《社会福音》，他主编的《天风》，不单是灵修的读物，主要是以基督教的立场来观察社会，对现实社会作出评论。他在国内国外看到贫富的巨大差异，劳工受到残酷的剥削，所以他要追求一个平等的社会。平等、博爱、民主、自由是他一九四九年前无数演讲和文章的主导思想。他认为这些价值也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终极目标，所以基督教和社会主义没有矛盾，异途同归。他写道：「基督教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民主主义的基础。基督教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是民主主义的实施。」
以上就是父亲信仰的民族内涵和社会内涵。在动盪的中国，基督教界有这样鲜明的民族感和社会感的人并不是很多。
基督教与马列主义没有矛盾
父亲是个思索者，是个理想主义者。
对他来说，基督教是真理，是个人得救的真理；辩证唯物论也是真理，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解放人类的真理。在世人看来，这是两个互相排斥的学说，父亲将它们统一起来。他认为，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对立统一，唯心唯物只是绝对真理的一个方面，这就是《没有人看见过上帝》一书的主要思想。
父亲在世时，一直到晚年，一再重复：「这是我的代表作，这是我哲学与神学思想的总结。」
一九四三年（抗日胜利前两年），这本书出版的时候，父亲就预言，正统的基督教信徒不能接受，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也不能接受。他们自以为掌握了全部的真理，而且是绝对的，不能怀疑的，因此不能尊重包容不同的意见。父亲不顾各方面的反对意见，没有迎合潮流，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父亲的这种思想是不是真理，有多少真理，有待历史的考验。但是，他以的言行，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思想依据。一九四九年以，他对周恩来总理和当时的统战部长李维汉多次说过，基督教和马列主义没有矛盾，对他来说唯心唯物是统一的整体，这不是无原则的迎合认同。他这种思想的酝酿和成型，应该早在三十年代的期。也只有看懂了这本书，才能理解为什么书名叫《没有人看见过上帝》。
这本书并不是《吴耀宗小传》所说，是青年的启蒙读物。这本书不容易看，没有一点哲学和神学基础可能看不懂。曾在《天风》社工作过的何守恬女士，一个很有学识才华的作家，说：她看了三遍才看懂其中的要点精神。研究中国神学思想的国外学者认为，吴雷川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赵紫宸的《基督教哲学》和父亲的《没有人看见过上帝》是最能代表中国神学思想的三本书。（注五）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受到批判，扣发工资，隔离写检查。他到底有什么问题？我手头上有一份一九六七年十月上海统一战线大批判联络站编印的大批判有关父亲的部分。
「基督教头子吴耀宗思想反动，一贯来企图在全国範围内恢复宗教失去的阵地，到处叫嚣，到处放毒，胡说宗教仍有其真理，上帝与马列主义没有矛盾，宗教对人没有麻醉作用，还有益处，宗教消灭不了，等等。」
撇开文革式的语言，这些批评指摘，的确是父亲一九四九年以思想的写照。他的确认为基督教在社会主义中国不但可以存在，还可以起很大作用；认为基督教与马列主义没有矛盾；认为宗教是永恒的，比社会意识形态有更强的生命力。一九五六年他提出三大见证，要为耶稣基督救恩的福音作见证，又提出十大任务，认为过去几年是「破」得多，现在是要大「立」，呈现了中国教会发展的远景规划。这是他基督教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思想体现。可是第二年就开始反右运动。此，阶级斗争一浪高一浪，父亲的这些理想抱负再也没有机会实现。
造反派不学无术，这些归纳出来的批判论点，看来是由了解父亲的内部人士所提供。就是有一股势力认为父亲的思想反动，要把他打倒。这股势力在文革前很久就存在。现在有人肯定他，也有人从右从左否定他。我们要透过这些现象，了解认识父亲的真实面目。（注六）
先慈──独立坚强 高尚乐助
接下来我要谈谈母亲。
很多人认为母亲是父亲的陪衬，是个贤妻良母，建议碑上只刻「吴耀宗先生夫人之墓」，称她为「吴夫人杨素兰女士」。这是很大的误解。母亲个性独立坚强，最不能忍受「夫人」的称呼，要大家改口叫她「杨医生」。
母亲早年毕业于广州公医医学院，以又去美国进修，是女子行医的先驱。
父亲为国事为教会事长年在国内国外奔波，和我们聚少离多，培养教育我们的责任主要落在母亲身上。特别是一九四一年珍珠港事变，父亲留在成都不能回上海，四年不通音讯，那时我十一岁，宗兰九岁。母亲在沦陷的上海行医，要管家，也要应付外面险恶的环境，的确很不容易。
母亲的记忆力很好，青年时代念过的古文诗词都能背诵。她时常讲「为人谋而不忠乎？」就是为人做事要忠要诚。她教导我们做人要正直，诚恳，讲真话，要有是非感，要有正义感。在我们的心目中，母亲的形象很高大。
母亲的字写得很好，我带来一本她用毛笔，工笔抄写的中医药方。
母亲也会刺绣。我们客厅里挂了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取自《红楼梦》第五回。这是母亲亲手绣出来的。对联当中，有一幅桃花源式的山水农村图，也是母亲手绣。
母亲结婚前，是广州圣公会的教友，有很好的医德，待人以诚，不计报酬，帮助过很多很多的人。
抗战初期，在宋庆龄的领导下，母亲担任医疗救护队的队长。从那时起，就和宋有很多的来往。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宋庆龄为躲避国民党的毒手，隐蔽起来，有病就派车来接母亲去治疗，她写的便条，母亲一直保存到文革，她送我们的毛毯，我现在还在用，作为纪念。四九年开国大典，观礼券控制极严，就是宋庆龄，送来两张券，让母亲和我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我还要提一提鲁迅夫人许广平，她被日本宪兵施以电刑，放出来，行动困难，就靠母亲长期细心免费治疗，得以恢复。她在《遇难前》一书中，提到母亲的照顾。
我上面讲到，母亲曾经帮助过许多人。
今天在座的有任家三兄弟之一的任中和，他们的父亲过世，他们就成了孤儿。是母亲把他们介绍到赵朴初的孤儿院。靠了他们自己的上进奋斗，都学有所成。今天来的任中和先生，交大毕业，是煤气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其他两兄弟都是医生。任中鲁先生，上医毕业，现在是浙江中医学院教授。他已作了一切安排要赶来参加今天的仪式，只因夫人发现得了癌症，不能成行，寄来一份热情洋溢的发言稿，最一句「没有三姨妈，就没有我的今天」。（母亲排行第三，故亲热称她「三姨妈」。）
母亲的一生不是轰轰烈烈的一生，她也没有享受高官厚禄。但她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值得我们怀念。
附注
（注一）孙瑞璜，新华银行副总经理；孙王国秀，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教授，都是爱国基督徒。一九四九年，他们对社会作了无私的贡献，但以遭到冲击，晚境十分凄凉。
（注二）一九五二年，涂羽卿先生就以美帝在青年协会的代理人遭到斗争。（当年的反美运动，各教会大学、医院及教会的主要负责人，凡在美国留过学、和美国人有密切来往的，几乎都遭到斗争清算。）文革中，三自的左派当权者诬他为埋在青年会内的美国特务，迫害逐步升级。涂先生两次割脉自杀，最精神崩溃，含冤而逝。追悼会上，涂家拒收四个迫害者的花圈。涂先生至死都是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总干事，三自常委，全国政协委员。
（注三）计瑞兰满腔热情，日以继夜撰写父亲传记。有人仗势取走原稿，略作修改，用他自己的名义发表，根本不提计的心血。
（注四）我们家属原先准备的碑文，被两会否定，没有给任何理由。碑文如下：
「耀宗先生一九一八年信奉了基督教，认为找到了道路、真理、生命，于是放弃了优裕的海关职位，献身基督教事业。先生的信仰有深刻的民族内涵：他积极参加抗日运动；他要使中国的教会独立，遵循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先生的信仰也有深刻的社会内涵：他为之奋斗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社会。」
最，就以一段经文来代替我们准备好的碑文。
（注五）《吴耀宗小传》对《没有人见过上帝》轻描淡写，说这是一本青年的启蒙读物。由于它的争议性，历年来，在大小纪念会上，已没有人提及。我认为有必要提出强调。
（注六）要清算父亲，六○年前已是风雨欲来。六○年四月父亲去各地视察讲话，当时的宗教局局长对父亲牵涉马列的讲话「极不赞成」。以成都会议，再以，柯庆施主政上海期间，就开始整肃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