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管局自一月二十日向港台铿锵集〈同志．恋人〉发出劝喻，于传媒中引发起激烈的讨论，单单于报章就有约四十篇的文章讨论，其中支持广管局裁决的只占约四分一，内容都是表达支持广管局的劝喻，要求传媒要乎秉持公正、持平的职责，维护传统价值等；其馀卅多篇文章都是批评广管局裁决，不过笔者认为批评的理据并不合理，本文尝试将批评的论据归纳为以下八点，逐一回应。
一、过去都是偏袒异性恋，亦很不持平
吴志森及一些同志团体指过去很多的节目都是偏袒、歌颂异性恋，并不持平，现在单方面讲同性恋才是平衡过往的做法。首先要澄清过去歌颂的只是一对一忠贞的异性恋爱，其他婚外情、滥交等并没有受到歌颂。其次，这论点的问题在于预先假设了同性恋与异性恋是一样的，但事实上两者很多方面是不同，忠贞的异性恋是有历史以来被大众所接纳的，于道德上并非争议性议题，包括同志团体亦非反对异性恋（同志团体只是反对异性恋是唯一合乎道德的行为，排斥了同性恋，他们并非反对异性恋），要找一些反对异性恋的观点去平冲报导亦非易事，过去那些歌颂异性恋的节目没有遭到投诉，正正反映异性恋是主流社会所接受的事实。
二、打压言论自由，歧视同性恋者
民阵、社民连、同志团体等认为广管局的劝喻是打压言论自由，歧视同性恋者。事实上广管局并非禁止制作讨论同性恋的节目或禁止同性恋者表达诉求，根本谈不上是打压言论或歧视。相反，不少反对同性恋的人士过去多年正感到传媒很多都是偏颇同性恋的立场，反对声音的报导不单是少，很多时什至完全不提及，〈同志．恋人〉正是一例，其他例如〈明报世纪版〉可说已成为同志意识的传声筒，而〈苹果日报〉及〈明报论坛版〉亦是大部份刊登支持同性恋的言论，反对的声音虽不致于被打压，但却被严重地边缘化，很多反对的人士都感到很委屈，感到他们的看法遭到很不平等的对待。
三、反对同性恋、视同性恋为禁忌已是过时, 追不上国际趋势
马家辉、吴主森及同志团体指反对同性恋、视同性恋为禁忌已是过时的观念，追不上国际的趋势。首先本人并不认为反对同性恋是过时，现在全球大部份的国家依然无同性婚姻法，什至法国刚于06年初出了一国会报告反对同性婚姻，加拿大虽通过同性婚姻，但市民大众正形成一反对的声音要求取消同性婚姻。事实上，过去不少通过同性婚姻的国家都并非出于主流民意，只是当地政府或法官通过政治或宪政手段强行立法，此举被不少反对人士批评为「法院暴政」(Judical Tyranny)。其次，以反对同性恋是否追上潮流为理据根本不是理性的讨论，例如：四九前反对共产主义也被视为追不上国际潮流。所谓国际潮流不等于绝对真理，对国际潮流持批判态度，才能避免思想专制，并且很多潮流（例如：瘦身、拜金等文化）什至可能只是社会的毒素。
四、节目只是记录片，是呈现事实，是人权问题，不是辩论，故无须持平
吴志森、陶杰、关仁及同志团体等认为节目只是呈现同性恋被歧视的事实，是人权问题，故无须持平；港台亦辩解节目只是呈现事实，不是辩论。问题是社会很大部份的人反对同性恋亦是事实，而且反对者是有理性根据的，为何节目只呈现支持同性恋的事实，而不呈现反对的事实呢？而且内容有很大部份是讨论同性恋的政策，并非只是特写形式，于这一明显极俱争议性议题，节目将反对的声音完全排斥于外是很明显偏袒的做法。论到人权，对同性恋持异见（思想及言论自由）及维护传统婚姻（家庭权）同样亦是人权的议题，联合国刚于2004年底于多哈通过《多哈宣言》重申《世界人权宣言》、《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家庭是天然的和基本的社会单元，并应受社会和国家的保护」的承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亦于2002年对人权公约中有关婚姻的定义作出解释，确认婚姻属男女二人的结合。可见节目只是偏袒某些「人权」，漠视其他人权。
五、持平并不代表必须平等篇幅
记者协会主席胡丽云及子亥指出「恰当地持平」并非指每一方的意见要占用相等的节目时间，各打五十大板；胡丽云又指不同的节目根本不可能以同一标准去处理。论者犯了击打稻草人的谬误，批评〈同志．恋人〉的人并非因反对同性恋的声音得不到同等的篇幅处理，我本人亦不期望该节目可完全无立场，但最令人忿怒的是因它完全漠视反对的声音，连一句也没有提及，是扭曲社会现实，故批评它偏颇同性恋。正如胡丽云也承认，《电视通用业务守则》中指出单一个节目反映主要的对立意见，是理想的做法，虽然于某情况这并不一定可行，但胡亦没有指出为何〈同志．恋人〉不可能并例对立意见，除非胡丽云能指出〈同志．恋人〉或特写有什么特别的因素以致可以有不同的标准（事实上她并没有提出什么实质理据），否则就是双重标准，不乎合传媒的专业操守。又或日传媒都可以特写为籍口，漠视专业守则。
六、引致自我审查
另一记协非常关注的问题就是广管局的劝喻可能造成日传媒自我审查的问题，这个忧虑是可以理解的，笔者亦很关注香港的言论自由能得到维持；只是过去所谓「自我审查」是指政治的「自我审查」，指传媒因惧怕表达某些政见会得罪当权者而不敢表达，这与要求传媒制作持平、公正，俱专业操守不同，不可相提并论。事实上是次的劝喻并非单单出于当权者，而是出于市民对传媒漠视其专业操守感到不满。我们应该鼓励传媒更多反省所制作的节目是否合乎传媒专业的操守，于专业上自我审查，而非流于偏颇、煽情的内容。
七、错误比喻
梁文道以「老人医疗节目因无访问青年团体而被批评」为比喻，讽刺广管局的批评荒谬；吴敏伦亦以「两性平等节目因无访反性别平等人士而被批评」为比喻，讽刺蔡志森批评的理据荒谬。但正如不少报章读者都指出老人医疗及两性平等根本就不是一个准确的类比，因这些都不是现行社会道德上争议性的议题，若比喻转换为电台只单方面探讨几个乱伦个案，将反对乱伦标签为性倾向歧视，要求立乱伦歧视法及乱伦婚姻法，那节目有偏袒和鼓吹就变得很明显了。
八、戴上「具争议性」的标签
同志团体亦批评反对者将同性恋议题戴上「具争议性」的标签，往往是消除异见声音和阻挠弱势群体得到合理对待的最佳方法。首先之前已一再提及反对同性恋的人士并非要求禁止支持同性恋的声音，相反是反对传媒完全漠视、边缘化他们的声音。其次，同性恋议题是否具争议性是有明显的事实根据，全球不少的调查及政策讨论都反映仍有大部份人是视同性恋行为为不道德的，是否「具争议性」并非可任人标签的。
令笔者最难接受的，就是某些批评文章并非为要讨论问题，而是志在羞辱对方，例如吴敏伦于批评蔡志森的文章中说：「蔡文把歧视粉饰为『价值观差异』，把不停的胡言乱语当为『争议』」，吴预先假设同性恋与异性恋道德上同等，不作讨论，更将反对的言论视为胡言乱语，漠视其理据。又或陶杰说：「凭三两个愚昧的『投诉』者，就剥夺全香港人的自由。……就可以形成『刁民治电视台』」，什至同志团体喜欢将所有反对的理据都指为「歧视」、「霸权」、「恐同」等，这等言论除了谩骂之外，并无助社会作理性讨论。
（作者为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博士生，主修政治哲学与基督教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