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因特别费的问题而被检察官依贪污罪嫌起诉，在辞去国民党主席的同时，宣布参选二○○八年总统。一时之间，不只台湾或华人媒体，连国际间也相继报道这震撼人心的新闻，有的评论马英九前途，有的聚焦特别费的法律问题，煞是热闹。但其中最令人关注的，或许就是这事件对台湾民主政制发展的影响。
民主政制包含很多元素，而现代民主中最核心的要素是政治平等的普选，这点，台湾已经大致达到了。例如根据经济学人智库新近的民主研究报告（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s index of democracy），台湾的民主表现在世界排名第卅二，是有瑕疵的民主体制（flawed democracy）（香港排名七十八；中国大陆排名一百卅八）。在多项的领域（例如政治参与、公民自由等），台湾获得与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ies）地区同样什至更高的评价。而将台湾排名拉低的项目，主要为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只得五点六三分，低于许多混合制度（hybrid democracies）或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s）地区。
这些参考数据代表了什么？就是台湾欠缺的，不是选举制度本身，而是另一些民主要素，例如行政体制的效率、法制的健全等；但最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其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可以有很广阔的指涉，就台湾案例而言，可举出的众多例子便有：没有具沟通能力的议会（立法委员常要诉诸武力），公民社会空间不彰（蓝绿严重对立，社会严重分裂），政治人物不守承诺等等。
就这次的特别费争议而言，当中的行政习惯和法规（例如特别费是否公款、是否用不完便要回缴等问题）有灰色地带，本来应该可以透过立法、行政系统协商，统一法令标准。但在蓝绿对峙下，民进党自然有不少人不肯放过攻击马英九的机会，结果行政院长苏贞昌才说了句「特别费是『历史共业』」，却反而被民进党人士团剿。蓝绿恶斗下，本来可能是法规不明的特别费问题却要由司法系统解决，而结果却是连司法系统都饱受质疑。这样内斗恶耗，台湾的政治文化会被评为良好才是奇闻了。
台湾的劣质政治文化可能有多重根源，但当中最为严重的问题正是蓝绿双方皆以选举的胜算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视选举如战场，视对手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以成王败寇为道德标准的心态，正正阻碍了双方能有效沟通，真正的为人民谋福利。在西方，民主制度行之有年，故亦有不少人讨论选举代议士这种民主制度的优劣之处。这制度其中的缺点正是有可能令代议士只懂得选举而不理民生，而民众亦只能在选举时才能当家作主。台湾现时的政治文化，正好反映了这种民主制度最为负面的情境。然而，近二十多年来，西方的民主论述早已转移至重点讨论如何能让政治和社会有足够的沟通（特别是理性沟通）空间、方法和效果，当中的显学就是协商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些民主论述五花八门，但都是为了对应选举代议士带来的弊病，希望可以找出纠正问题的良方。而台湾现时的政治问题癥结，亦正正在于当中没有理性沟通的文化。台湾，实在需要重新建立协商沟通的政治习惯。这不是说政客们要搞「密室政治」和「私下分赃」， 而是说他们要学懂公开、光明地坐下来规规矩矩的议事论事，而不是整天谩骂对方，要把不同阵营的政治人物「割喉割到断」。
这也许正是马英九被起诉，整个台湾民主发展的危机。很多人都觉得台湾的政坛需要一些政治人物拥有诚实、不以私害公、尊重法律等的特质。而放眼台湾蓝绿天王，或许只有马英九一人是及格的。而且马英九一直以来还隐然代表了讲道理，会理性沟通的政治文化。然而，这次起诉，问题已不只是对他的清廉和法治印象的打击。更什者，不论是马英九本人的改变还是整个蓝营对他的牵扯，蓝绿的紧张对峙似乎更有上升的趋势，而且是愈来愈无法调和的对立。台湾在未来的总统选举中不但失去了可以选择清廉、诚实等价值，而且也失去了相对理性沟通的机会。一切中道的力量都给撕裂了，双方再也无法有效沟通。台湾的一切就像在走向没完没了的战争式选举，没有了协商对话的空间和文化。而这，正是台湾民主发展的严重危机。
那么台湾的民主转机在哪儿呢？或许现实中难以得见，但理论上的出路总还是有的，就是台湾人民要学会怎样投票，使得台湾的政治文化能改变，从敌我二分的战斗型选举文化变成议事论事式的协商对话文化。当然，知易行难，现实中的限制令得我们对台湾未来的政治走向难以乐观。
（寄自美国。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哲学系博士生，研究範围为政治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