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因特別費的問題而被檢察官依貪污罪嫌起訴後，在辭去國民黨主席的同時，宣佈參選二○○八年總統。一時之間，不只台灣或華人媒體，連國際間也相繼報道這震撼人心的新聞，有的評論馬英九前途，有的聚焦特別費的法律問題，煞是熱鬧。但其中最令人關注的，或許就是這事件對台灣民主政制發展的影響。
民主政制包含很多元素，而現代民主中最核心的要素是政治平等的普選，這點，台灣已經大致達到了。例如根據經濟學人智庫新近的民主研究報告（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s index of democracy），台灣的民主表現在世界排名第卅二，是有瑕疵的民主體制（flawed democracy）（香港排名七十八；中國大陸排名一百卅八）。在多項的領域（例如政治參與、公民自由等），台灣獲得與完全民主（full democracies）地區同樣甚至更高的評價。而將台灣排名拉低的項目，主要為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只得五點六三分，低於許多混合制度（hybrid democracies）或威權體制（authoritarian regimes）地區。
這些參考數據代表了甚麼？就是台灣欠缺的，不是選舉制度本身，而是另一些民主要素，例如行政體制的效率、法制的健全等；但最嚴重的問題還在於其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可以有很廣闊的指涉，就台灣案例而言，可舉出的眾多例子便有：沒有具溝通能力的議會（立法委員常要訴諸武力），公民社會空間不彰（藍綠嚴重對立，社會嚴重分裂），政治人物不守承諾等等。
就這次的特別費爭議而言，當中的行政習慣和法規（例如特別費是否公款、是否用不完便要回繳等問題）有灰色地帶，本來應該可以透過立法、行政系統協商，統一法令標準。但在藍綠對峙下，民進黨自然有不少人不肯放過攻擊馬英九的機會，結果行政院長蘇貞昌才說了句「特別費是『歷史共業』」，卻反而被民進黨人士團剿。藍綠惡鬥下，本來可能是法規不明的特別費問題卻要由司法系統解決，而結果卻是連司法系統都飽受質疑。這樣內鬥惡耗，台灣的政治文化會被評為良好才是奇聞了。
台灣的劣質政治文化可能有多重根源，但當中最為嚴重的問題正是藍綠雙方皆以選舉的勝算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種視選舉如戰場，視對手為不共戴天的仇敵，以成王敗寇為道德標準的心態，正正阻礙了雙方能有效溝通，真正的為人民謀福利。在西方，民主制度行之有年，故亦有不少人討論選舉代議士這種民主制度的優劣之處。這制度其中的缺點正是有可能令代議士只懂得選舉而不理民生，而民眾亦只能在選舉時才能當家作主。台灣現時的政治文化，正好反映了這種民主制度最為負面的情境。然而，近二十多年來，西方的民主論述早已轉移至重點討論如何能讓政治和社會有足夠的溝通（特別是理性溝通）空間、方法和效果，當中的顯學就是協商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這些民主論述五花八門，但都是為了對應選舉代議士帶來的弊病，希望可以找出糾正問題的良方。而台灣現時的政治問題癥結，亦正正在於當中沒有理性溝通的文化。台灣，實在需要重新建立協商溝通的政治習慣。這不是說政客們要搞「密室政治」和「私下分贓」， 而是說他們要學懂公開、光明地坐下來規規矩矩的議事論事，而不是整天謾罵對方，要把不同陣營的政治人物「割喉割到斷」。
這也許正是馬英九被起訴後，整個台灣民主發展的危機。很多人都覺得台灣的政壇需要一些政治人物擁有誠實、不以私害公、尊重法律等的特質。而放眼台灣藍綠天王，或許只有馬英九一人是及格的。而且馬英九一直以來還隱然代表了講道理，會理性溝通的政治文化。然而，這次起訴後，問題已不只是對他的清廉和法治印象的打擊。更甚者，不論是馬英九本人的改變還是整個藍營對他的牽扯，藍綠的緊張對峙似乎更有上升的趨勢，而且是愈來愈無法調和的對立。台灣在未來的總統選舉中不但失去了可以選擇清廉、誠實等價值，而且也失去了相對理性溝通的機會。一切中道的力量都給撕裂了，雙方再也無法有效溝通。台灣的一切就像在走向沒完沒了的戰爭式選舉，沒有了協商對話的空間和文化。而這，正是台灣民主發展的嚴重危機。
那麼台灣的民主轉機在哪兒呢？或許現實中難以得見，但理論上的出路總還是有的，就是台灣人民要學會怎樣投票，使得台灣的政治文化能改變，從敵我二分的戰鬥型選舉文化變成議事論事式的協商對話文化。當然，知易行難，現實中的限制令得我們對台灣未來的政治走向難以樂觀。
（寄自美國。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哲學系博士生，研究範圍為政治哲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