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自杀被认为是违反社会风俗和伦理，以及触犯信仰的行为。圣经十诫中第六诫明确表明「不可杀人」（出二十：13，申五：17），因此人没有主权伤害个人或别人的生命，因为生命主权在神的手中。基督教伦理反对「自杀」的立场，什为清晰。
初期教会明确反对自杀，看为「道德的错误」，五五三年召开的「亚勒尔会议」（Synod of Arles），教会一致确定自杀为「罪」，而来教会的实践，不容许为自杀信徒死作出祈祷。奥古斯丁是首位神学家，对自杀有较详尽与深入讨论的。他看防止自杀是第六诫的伸延，在《上帝之城》一书，他要处理当时不少信徒，特别妇女面对蛮族侵入罗马，不想受到强暴，挺而自杀。奥古斯丁反对自杀的立场明确，但他也容许特殊情况；「杀害自己是违法的，但倘若人是受命于神，却可以这样作。」（Book I, 18-26）。
至中世纪，对自杀有更深入探讨的，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否定自杀的三个论点，基督宗教仍沿用至今。阿奎那看自杀首先违反自然的「爱己」；然违反了社群责任，个人一旦自毁，就否定了个体对社群应尽之责；最，自杀违反了受造人类对上主的宗教责任，不能爱他，也不能敬拜与服侍他。
中世纪教会，不容自杀信徒安葬在基督宗教坟地之内，什至神职人员不可为死者主持葬礼。犹太教则禁止有人在葬礼中为自杀者致辞，也不鼓励亲人披麻戴孝，而埋葬地点也限于墓园中一处被隔离开来的地方，以免「邪恶的人埋在公义的人旁边」。但丁于《神曲》描绘自杀者捆绑在地狱的第七层，仅次于贪婪与谋杀之下。
宗教改革时代，加尔文斥责自杀，但他保留可能性，神或会恩慈对待自杀者，并容许悔改。十七世纪，圣公会牧师约翰唐尼（或译邓恩，John Donne）认为「自杀不一定有罪」，他写了关于自杀的论文《双重永生》（Biathanatos）（死才可出版，一六四四年），他在序言自白：「每当有任何苦难临到我时，我会认为自己握有解放心灵、不再受到拘禁的钥匙，而且再也没有别的方法，比举起手中的利刃刺入自己心脏更快了。」以《死亡别狂傲》一诗闻名的唐尼，并非鼓励人以死逃避痛苦；相反他个人对死亡的亲身体验，使更多体谅与接纳那些自杀者。他只尝试扭转当时教会对自杀信徒过分审判定罪的做法。
潘霍华则持相反观点，他看「只有上帝有权决定生命的结束，因为惟独神知道他要带领人走往的尽头。」即或刺杀希特勒失败，身陷狱中，面对死亡，潘霍华重申人即或承受生命的痛苦，人仍要把生命完整地交托在神的手中。
随着医学发展，我们对精神失调与情绪困扰有更多认识，教会人士不单从「罪」的观点探讨自杀，也多了从「疾病」角度看待问题。我们一方面坚持自杀是信仰与伦理不容许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对一位自我了结生命者，判定对方所犯的，不能获得救恩。上帝总有其方法，给予逝世者忏悔得救的机会。
基督教伦理学者史密德（Lewis Smedes）认为一旦自杀发生，基本的回应不宜判定自杀为道德的错，倒是我们怎样拯救更多绝望的心灵远离那些导致失掉喜乐的事情。换言之，更多信徒感到生命是一份上帝赐下的礼物，肯定活着就有盼望，正面承受人生的困难与问题，死亡不是唯一的出路。教会的团契或小组聚会，可就「自杀课题」有正面的探讨，让信徒表达意见与感受，从而减少人寻死的念头与行动。
自杀不值得歌颂，同样，笔者不认为教会可对自杀避而不谈；当自杀成为全球十五至四十四岁首三项致死的原因，我们要正视此自杀浪潮。近年来，本港自杀人数正不断上升，在二○○三年，香港因自杀致命的人数高达一千二百三十八人，自杀率达18.2%（每十万人），高于全球平均自杀率（16%）。二○○五年有调查显示，十五至十九岁受访者中高达28.1% 曾有自杀的企图，而青少年工作更要关注此问题，并建立支援网络。自杀的伦理思考，仍有什大空间，可供发展！
（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7.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