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自殺被認為是違反社會風俗和倫理，以及觸犯信仰的行為。聖經十誡中第六誡明確表明「不可殺人」（出二十：13，申五：17），因此人沒有主權傷害個人或別人的生命，因為生命主權在神的手中。基督教倫理反對「自殺」的立場，甚為清晰。
初期教會明確反對自殺，看為「道德的錯誤」，五五三年召開的「亞勒爾會議」（Synod of Arles），教會一致確定自殺為「罪」，而後來教會的實踐，不容許為自殺信徒死後作出祈禱。奧古斯丁是首位神學家，對自殺有較詳盡與深入討論的。他看防止自殺是第六誡的伸延，在《上帝之城》一書，他要處理當時不少信徒，特別婦女面對蠻族侵入羅馬，不想受到強暴，挺而自殺。奧古斯丁反對自殺的立場明確，但他也容許特殊情況；「殺害自己是違法的，但倘若人是受命於神，卻可以這樣作。」（Book I, 18-26）。
至中世紀，對自殺有更深入探討的，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他否定自殺的三個論點，基督宗教仍沿用至今。阿奎那看自殺首先違反自然的「愛己」；然後違反了社群責任，個人一旦自毀，就否定了個體對社群應盡之責；最後，自殺違反了受造人類對上主的宗教責任，不能愛祂，也不能敬拜與服侍祂。
中世紀教會，不容自殺信徒安葬在基督宗教墳地之內，甚至神職人員不可為死者主持葬禮。猶太教則禁止有人在葬禮中為自殺者致辭，也不鼓勵親人披麻戴孝，而埋葬地點也限於墓園中一處被隔離開來的地方，以免「邪惡的人埋在公義的人旁邊」。但丁於《神曲》描繪自殺者捆綁在地獄的第七層，僅次於貪婪與謀殺之下。
宗教改革時代，加爾文斥責自殺，但他保留可能性，神或會恩慈對待自殺者，並容許悔改。十七世紀，聖公會牧師約翰唐尼（或譯鄧恩，John Donne）認為「自殺不一定有罪」，他寫了關於自殺的論文《雙重永生》（Biathanatos）（死後才可出版，一六四四年），他在序言自白：「每當有任何苦難臨到我時，我會認為自己握有解放心靈、不再受到拘禁的鑰匙，而且再也沒有別的方法，比舉起手中的利刃刺入自己心臟更快了。」以《死亡別狂傲》一詩聞名的唐尼，並非鼓勵人以死逃避痛苦；相反他個人對死亡的親身體驗，使更多體諒與接納那些自殺者。他只嘗試扭轉當時教會對自殺信徒過分審判定罪的做法。
潘霍華則持相反觀點，他看「只有上帝有權決定生命的結束，因為惟獨神知道祂要帶領人走往的盡頭。」即或刺殺希特勒失敗，身陷獄中，面對死亡，潘霍華重申人即或承受生命的痛苦，人仍要把生命完整地交託在神的手中。
隨著醫學發展，我們對精神失調與情緒困擾有更多認識，教會人士不單從「罪」的觀點探討自殺，也多了從「疾病」角度看待問題。我們一方面堅持自殺是信仰與倫理不容許的，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對一位自我了結生命者，判定對方所犯的，不能獲得救恩。上帝總有其方法，給予逝世者懺悔得救的機會。
基督教倫理學者史密德（Lewis Smedes）認為一旦自殺發生，基本的回應不宜判定自殺為道德的錯，倒是我們怎樣拯救更多絕望的心靈遠離那些導致失掉喜樂的事情。換言之，更多信徒感到生命是一份上帝賜下的禮物，肯定活著就有盼望，正面承受人生的困難與問題，死亡不是唯一的出路。教會的團契或小組聚會，可就「自殺課題」有正面的探討，讓信徒表達意見與感受，從而減少人尋死的念頭與行動。
自殺不值得歌頌，同樣，筆者不認為教會可對自殺避而不談；當自殺成為全球十五至四十四歲首三項致死的原因，我們要正視此自殺浪潮。近年來，本港自殺人數正不斷上升，在二○○三年，香港因自殺致命的人數高達一千二百三十八人，自殺率達18.2%（每十萬人），高於全球平均自殺率（16%）。二○○五年有調查顯示，十五至十九歲受訪者中高達28.1% 曾有自殺的企圖，而青少年工作更要關注此問題，並建立支援網絡。自殺的倫理思考，仍有甚大空間，可供發展！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7.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