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地方流行甚麽歌曲，可以反映在那里生活的人的感受和生活面貌。不过，近年香港流行音乐市场生意每下愈况，反映了甚麽现象？近年的香港流行曲，又可不可以反映香港人的面貌？ 这些问题，在四月十七日举行的「流行曲中的香港世界」讲座中，都有所探讨。这个讲座由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基督徒学会、《时代论坛》及《突破》杂志合办，是「香港人系列双月座谈会」的第二个讲座，逾八十人参加。
|
古时中国有所谓「采风」，官员有系统地搜集民间的流行曲目，作为了解民间生活的一个途径。近年香港的流行曲之中，情歌占了绝大部分；但除此以外，又有没有反映到香港人的心态和自我意识？
香港浸会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助理教授朱耀伟博士，曾经进行一项三十年来香港流粤语流行曲歌词的研究。他认为，香港的流行曲中的香港意识，其实一直由香港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所带动。
政经因素下的香港人
朱耀伟指出，在粤语流行曲尚未全面流行起来的之前，香港社会即使有自我意识，亦都是因为六七年暴动以後，港府为了淡化港人的民族意识，才尝试办办香港节之类的活动。
七十年代初，电视开始普及，成为流行文化的大集汇，而粤语流行曲亦随之开始逢勃。其中最具本土意识的，要算是许冠杰唱的《铁塔凌云》，配合了逐渐出现的香港本土意识。而七九年罗文唱的《狮子山下》，是另一个具香港意识的例子。
朱耀伟认为，当时的粤语流行曲，不少反映当时小市民的生活。他说，有意见认为，虽然这样的流行曲在五、六十年代也有，但许冠杰将这类歌曲提升到雅俗共赏的位置。不过，不是当时所有的歌曲都具有香港意识。以盛极一时的长篇电视剧主题曲为例，歌词所说的虽然都是带点人生哲理的味道，但剧集的内容大多是上流社会的生活。
到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问题以及移民潮的出现，而有香港本土自觉的歌曲亦陆续出现，像当时的城市组曲，以及一些歌手如卢冠廷和泰迪罗宾的作品。不过朱耀伟认为，真正逢勃的日子，是八十年代中的乐队潮流，触及主题涉及移民问题（像凡风《中国饭店》）、中港关系（像Beyond《大地》、达明一派《你还爱我吗》）以至香港青少年的心态（达明一派《滚轴溜冰》、《美好新世界》）。朱耀伟认为，这些歌曲并非要直接描绘一幅抽象的香港图象，而是文化的纪实。
「六四」预支九七情怀
八九年的北京学生运动以及六四事件，除了触发香港歌手一窝蜂唱一些国家民族的歌曲，亦催生了一批概念大碟，像卢冠廷的《一九八九》、达明一派的《神经》，甚至黄沾也出过这类大碟。但朱耀伟认为，可能八九年这类歌出得太多，「一节淡三墟」，其後这一类歌曲的发展，只重覆八九年的老路，没有新的发展。
进入九十年代，朱耀伟认为，香港人仍然自觉追寻自己的意识，但已经不再天真。虽然有像黄耀明的《愈夜愈美丽》，就反映了九七前的末世心态，下世纪再重新开始的情怀；虽然也有软硬天师反映青年心态的作品（像《川保久龄大战山本耀司》），反映香港人的生活；但朱耀伟觉得，歌曲的香港自觉意识不及八十年代的中後期，甚至有批评认为，这是跨国企业进入香港唱片市场的结果。
不过朱耀伟认为，唱片一直都是商品化的东西。他信可能是像一些评论指，问题是港人在八九年开始担心九七有大变，不过真正的大变在八九年已经发生，八九年之後的歌曲只不过是重覆过去的题目。像达明一派的《甜美生活》，就有评论认为是回应社会遗忘八九的事，重寻八九前的生活目标。
而朱耀伟相信，九七年刘德华的《中国人》，正代表了九七下香港人意识的消失——也许消失後会是另一个香港意识的出现，问题是有谁抓得着这个机。他认为，九十年代的香港人是「学精」了，虽然仍自觉不停地追寻自我意识，但已经不再天真。事实上，近两年已很少流行曲作品反映本土意识，反而有关香港人的座谈会和文化研究就多起来。
都是买贼赃惹的祸？
一首歌曲可以流行起来，除了是曲和词的关系，还涉及种种市场因素。流行曲本土意识的淡化，背後亦有其市场上的结构问题。这点从座谈会当日一项即兴的调查反映出来：原来到场的听众之中，在最近一个月有购买唱片的只属少数，不过，曾经购买翻版唱片的却相当普遍。
唱片公司市场及宣传总监邓洁明说，八十年代香港乐坛的确是多姿多采的，种类繁多；但到九十年代，虽然面对种种政治和社会转变，但作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香港乐坛可谓十分苍白，内容单一化，在颁奖礼所见，歌曲类型都是千篇一律。
她说，跟八十年代的风光相比，九十年代的唱片销路不振。以往要有十万只的销售数字并不难，但现时唱片销路难过三万大关。即使少数过唱片销路十万的歌手，收入的相当部分亦会用作宣传。如果有一张唱片能有数万张的销路，刚好盖过宣传费用，就已经走运了。
她认为，翻版的风气、唱片跟其他商品挂勾，以及市场日趋保守，都导致现时唱片业经营维艰，难以支持不同类型的音乐创作。
邓洁明说，唱片的制作费用相当高昂，在翻版活动猖獗的情况下，唱片公司要在新作品推出两三个月後就要「●歌」，推出精选碟将新作品收录其中，跟翻版者斗快。而另一方面，唱片盗印活动亦使到唱片商没有一个愿意投资做另类音乐。即使曾经有唱片商希望能以偶像派歌手所赚的钱来补贴另类唱片，亦无法封了蚀本门。他又认为流行音乐迷的口味难以捉摸，像一些唱片公司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四出找寻不同的乐手和乐队作尝试，却仍未能成功。
近年，唱片商经常会将歌曲跟其他商品挂勾，例如流动电话、饮品或信用卡等，从而得到制作资金和宣传效果；而广告投资者亦希望以歌星来帮助他们的商品宣传。但邓洁明指出，由於广告投资者要顾及商品广告的宣传效果，有关歌曲在音乐上便不会有很多的选择。事实上，广告投资者在选歌时，几乎都指定要情歌，他们亦不会理会甚麽歌曲对本土文化和青少年的影响，近年行内流行的一句是，「歌不用好听，只要有广告洗脑就自然会好听。」这样，唱片商只会花时间找赞助者，不会努力做好唱片。
邓洁明指出，严格来说现时的香港唱片业是由两三间唱片公司所控制，而大唱片商又可以控制销售量，从而影响消费者心态。
至於近几年愈来愈多的音乐颁奖礼，邓洁明认为，流行音乐界对此已达到迷信的地步。为了要得到奖项，使到歌曲有更多可以谈论的地方，增加宣传果效，近年不少流行曲都是唱片商都落力为颁奖礼度身订造的。不过这样一来，另类歌曲就买少见少。而事实上，近年在颁奖礼上得奖的歌曲，情歌占了绝大部分。
虽然香港愈来愈多歌曲跟其化商品挂勾，不过讽刺的是，香港音乐市场却似乎喜欢这一类歌曲。邓洁明说：「还有甚麽好讲？」
旧制不破，新制不立
不过，乐评人冯礼慈却认为，香港本身只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其音乐市场不能跟其他幅员广阔得多的国家相比。
冯礼慈说，香港只是一个六百多万人的城市，工作种类亦有限，生活模式基本上颇为单一，另类生活只属於少数，因此市场听歌的口味是先天地较为单一。他说，近十年比较出现多一些另类音乐，是因为近年多了人有外国生活的经验，而近年高等教育的发展，亦令香港多了受高等教育的人，因此才有多些人喜欢听像爵士乐或蓝调（Blues）一类的音乐，要不然他们也不会听另类音乐。
「我们识听，因为我们幸福可以读书。『有志之士』对现时的境况感到愤怒，是不对的，因为他们难以跳出来，听他们範围以外的歌。」
冯礼慈同意，九七年的香港音乐市场，是二十年来最差的。今年适逢金融风暴，情况可能更差。冯礼慈并不反驳一些评论，将这种悲观的情况归咎为香港乐坛商业化和单一化的恶果，但冯礼慈认为，其实还有其他角度可供考虑。
首先，冯礼慈指出，流行音乐市场收缩，是全球性的现象。像美国的流行音乐市场，已经连续第二年升幅收窄，是五十年代以来的首次，而英国和台湾也有类似情况。
另外，冯礼慈说旧制不破，新制便不能建立起来。就像近期香港的楼市泡沫爆破一样，过去十多年香港的唱片市场也是一个由过份催谷做成的泡沫市场：一个六百万人口的城市，唱片销路曾可以动辄过十万张；而一个迷你音乐会，开支也可以达百万港元。现时的市道低沈，正表现市场在重新调整。
冯礼慈相信，永远要在「局势动盪」下，才会有新英雄。现在作曲作词的人买少见少，亦是新人尝试的机会，但问题是香港有没有人才愿意尝试，甚至自行集资出唱片。「别理会大资本家和大唱片商，自己想做甚麽就要做，没有人能阻你。他们没有迫你唱他的歌。」
在现时一个如此恶劣的流行音乐市场之中，要找寻能够反映香港人模样的流行曲，看来有点椽木求鱼。不过，为何我们不可以用自己的音乐和歌词，写属於自己，属於香港人的歌？
文化，从来都是创造出来的。
（注：文中提及唱片公司要在新作品推出两三个月後就要「●歌」，●为「当」字从刀部。）
（第五五六期，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