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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地方流行甚麼歌曲，可以反映在那裏生活的人的感受和生活面貌。不過，近年香港流行音樂市場生意每下愈況，反映了甚麼現象？近年的香港流行曲，又可不可以反映香港人的面貌？ 這些問題，在四月十七日舉行的「流行曲中的香港世界」講座中，都有所探討。這個講座由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基督徒學會、《時代論壇》及《突破》雜誌合辦，是「香港人系列雙月座談會」的第二個講座，逾八十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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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時中國有所謂「采風」，官員有系統地搜集民間的流行曲目，作為瞭解民間生活的一個途徑。近年香港的流行曲之中，情歌佔了絕大部分；但除此以外，又有沒有反映到香港人的心態和自我意識？
香港浸會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助理教授朱耀偉博士，曾經進行一項三十年來香港流粵語流行曲歌詞的研究。他認為，香港的流行曲中的香港意識，其實一直由香港的政治和經濟情況所帶動。
政經因素下的香港人
朱耀偉指出，在粵語流行曲尚未全面流行起來的之前，香港社會即使有自我意識，亦都是因為六七年暴動以後，港府為了淡化港人的民族意識，才嘗試辦辦香港節之類的活動。
七十年代初，電視開始普及，成為流行文化的大集匯，而粵語流行曲亦隨之開始逢勃。其中最具本土意識的，要算是許冠傑唱的《鐵塔凌雲》，配合了逐漸出現的香港本土意識。而七九年羅文唱的《獅子山下》，是另一個具香港意識的例子。
朱耀偉認為，當時的粵語流行曲，不少反映當時小市民的生活。他說，有意見認為，雖然這樣的流行曲在五、六十年代也有，但許冠傑將這類歌曲提昇到雅俗共賞的位置。不過，不是當時所有的歌曲都具有香港意識。以盛極一時的長篇電視劇主題曲為例，歌詞所說的雖然都是帶點人生哲理的味道，但劇集的內容大多是上流社會的生活。
到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以及移民潮的出現，而有香港本土自覺的歌曲亦陸續出現，像當時的城市組曲，以及一些歌手如盧冠廷和泰迪羅賓的作品。不過朱耀偉認為，真正逢勃的日子，是八十年代中的樂隊潮流，觸及主題涉及移民問題（像凡風《中國飯店》）、中港關係（像Beyond《大地》、達明一派《你還愛我嗎》）以至香港青少年的心態（達明一派《滾軸溜冰》、《美好新世界》）。朱耀偉認為，這些歌曲並非要直接描繪一幅抽象的香港圖象，而是文化的紀實。
「六四」預支九七情懷
八九年的北京學生運動以及六四事件，除了觸發香港歌手一窩蜂唱一些國家民族的歌曲，亦催生了一批概念大碟，像盧冠廷的《一九八九》、達明一派的《神經》，甚至黃霑也出過這類大碟。但朱耀偉認為，可能八九年這類歌出得太多，「一節淡三墟」，其後這一類歌曲的發展，只重覆八九年的老路，沒有新的發展。
進入九十年代，朱耀偉認為，香港人仍然自覺追尋自己的意識，但已經不再天真。雖然有像黃耀明的《愈夜愈美麗》，就反映了九七前的末世心態，下世紀再重新開始的情懷；雖然也有軟硬天師反映青年心態的作品（像《川保久齡大戰山本耀司》），反映香港人的生活；但朱耀偉覺得，歌曲的香港自覺意識不及八十年代的中後期，甚至有批評認為，這是跨國企業進入香港唱片市場的結果。
不過朱耀偉認為，唱片一直都是商品化的東西。他信可能是像一些評論指，問題是港人在八九年開始擔心九七有大變，不過真正的大變在八九年已經發生，八九年之後的歌曲只不過是重覆過去的題目。像達明一派的《甜美生活》，就有評論認為是回應社會遺忘八九的事，重尋八九前的生活目標。
而朱耀偉相信，九七年劉德華的《中國人》，正代表了九七下香港人意識的消失——也許消失後會是另一個香港意識的出現，問題是有誰抓得著這個機。他認為，九十年代的香港人是「學精」了，雖然仍自覺不停地追尋自我意識，但已經不再天真。事實上，近兩年已很少流行曲作品反映本土意識，反而有關香港人的座談會和文化研究就多起來。
都是買賊贓惹的禍？
一首歌曲可以流行起來，除了是曲和詞的關係，還涉及種種市場因素。流行曲本土意識的淡化，背後亦有其市場上的結構問題。這點從座談會當日一項即興的調查反映出來：原來到場的聽眾之中，在最近一個月有購買唱片的只屬少數，不過，曾經購買翻版唱片的卻相當普遍。
唱片公司市場及宣傳總監鄧潔明說，八十年代香港樂壇的確是多姿多采的，種類繁多；但到九十年代，雖然面對種種政治和社會轉變，但作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香港樂壇可謂十分蒼白，內容單一化，在頒獎禮所見，歌曲類型都是千篇一律。
她說，跟八十年代的風光相比，九十年代的唱片銷路不振。以往要有十萬隻的銷售數字並不難，但現時唱片銷路難過三萬大關。即使少數過唱片銷路十萬的歌手，收入的相當部分亦會用作宣傳。如果有一張唱片能有數萬張的銷路，剛好蓋過宣傳費用，就已經走運了。
她認為，翻版的風氣、唱片跟其他商品掛勾，以及市場日趨保守，都導致現時唱片業經營維艱，難以支持不同類型的音樂創作。
鄧潔明說，唱片的製作費用相當高昂，在翻版活動猖獗的情況下，唱片公司要在新作品推出兩三個月後就要「●歌」，推出精選碟將新作品收錄其中，跟翻版者鬥快。而另一方面，唱片盜印活動亦使到唱片商沒有一個願意投資做另類音樂。即使曾經有唱片商希望能以偶像派歌手所賺的錢來補貼另類唱片，亦無法封了蝕本門。他又認為流行音樂迷的口味難以捉摸，像一些唱片公司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曾四出找尋不同的樂手和樂隊作嘗試，卻仍未能成功。
近年，唱片商經常會將歌曲跟其他商品掛勾，例如流動電話、飲品或信用卡等，從而得到製作資金和宣傳效果；而廣告投資者亦希望以歌星來幫助他們的商品宣傳。但鄧潔明指出，由於廣告投資者要顧及商品廣告的宣傳效果，有關歌曲在音樂上便不會有很多的選擇。事實上，廣告投資者在選歌時，幾乎都指定要情歌，他們亦不會理會甚麼歌曲對本土文化和青少年的影響，近年行內流行的一句是，「歌不用好聽，只要有廣告洗腦就自然會好聽。」這樣，唱片商只會花時間找贊助者，不會努力做好唱片。
鄧潔明指出，嚴格來說現時的香港唱片業是由兩三間唱片公司所控制，而大唱片商又可以控制銷售量，從而影響消費者心態。
至於近幾年愈來愈多的音樂頒獎禮，鄧潔明認為，流行音樂界對此已達到迷信的地步。為了要得到獎項，使到歌曲有更多可以談論的地方，增加宣傳果效，近年不少流行曲都是唱片商都落力為頒獎禮度身訂造的。不過這樣一來，另類歌曲就買少見少。而事實上，近年在頒獎禮上得獎的歌曲，情歌佔了絕大部分。
雖然香港愈來愈多歌曲跟其化商品掛勾，不過諷刺的是，香港音樂市場卻似乎喜歡這一類歌曲。鄧潔明說：「還有甚麼好講？」
舊制不破，新制不立
不過，樂評人馮禮慈卻認為，香港本身只不過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其音樂市場不能跟其他幅員廣闊得多的國家相比。
馮禮慈說，香港只是一個六百多萬人的城市，工作種類亦有限，生活模式基本上頗為單一，另類生活只屬於少數，因此市場聽歌的口味是先天地較為單一。他說，近十年比較出現多一些另類音樂，是因為近年多了人有外國生活的經驗，而近年高等教育的發展，亦令香港多了受高等教育的人，因此才有多些人喜歡聽像爵士樂或藍調（Blues）一類的音樂，要不然他們也不會聽另類音樂。
「我們識聽，因為我們幸福可以讀書。『有志之士』對現時的境況感到憤怒，是不對的，因為他們難以跳出來，聽他們範圍以外的歌。」
馮禮慈同意，九七年的香港音樂市場，是二十年來最差的。今年適逢金融風暴，情況可能更差。馮禮慈並不反駁一些評論，將這種悲觀的情況歸咎為香港樂壇商業化和單一化的惡果，但馮禮慈認為，其實還有其他角度可供考慮。
首先，馮禮慈指出，流行音樂市場收縮，是全球性的現象。像美國的流行音樂市場，已經連續第二年升幅收窄，是五十年代以來的首次，而英國和台灣也有類似情況。
另外，馮禮慈說舊制不破，新制便不能建立起來。就像近期香港的樓市泡沫爆破一樣，過去十多年香港的唱片市場也是一個由過份催谷做成的泡沫市場：一個六百萬人口的城市，唱片銷路曾可以動輒過十萬張；而一個迷你音樂會，開支也可以達百萬港元。現時的市道低沈，正表現市場在重新調整。
馮禮慈相信，永遠要在「局勢動盪」下，才會有新英雄。現在作曲作詞的人買少見少，亦是新人嘗試的機會，但問題是香港有沒有人才願意嘗試，甚至自行集資出唱片。「別理會大資本家和大唱片商，自己想做甚麼就要做，沒有人能阻你。他們沒有迫你唱他的歌。」
在現時一個如此惡劣的流行音樂市場之中，要找尋能夠反映香港人模樣的流行曲，看來有點椽木求魚。不過，為何我們不可以用自己的音樂和歌詞，寫屬於自己，屬於香港人的歌？
文化，從來都是創造出來的。
（註：文中提及唱片公司要在新作品推出兩三個月後就要「●歌」，●為「當」字從刀部。）
（第五五六期，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