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九九八年，香港人过了一个经济上惊涛骇浪，政治上阴霾密布的一年。 九七前，香港人看待的政治问题，常常归因於外围政治因素；九七後，香港的经济问题能否步出谷底，相当多人亦认为要靠赖外围因素。这些观点也许都是原因的一部分，但香港人本身的文化当中，又可以找到多少解决问题的因素和动力？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从香港人的文化认同所涉及的几点因素，也许我们可以看出香港人现今的文化困局。 九八年底，由基督教中国宗教文化研究社、基督徒学会、《突破》杂志及《时代论坛》主办的「香港人系列」座谈会最後一回，总结了全年香港人系列讲座对香港不同文化媒介的讨论，并讨论香港人的文化与身分认同。九九刚至，让我们从这讲座的部分内容开始，探索当前「香港人」的前路。
|
对香港人来说，九八年可以说是相当混乱的一年。
经济方面，长年累月倚赖楼市的泡沫经济，经金融风暴一吹而破，暴露了香港经济的无根无基，只靠服务业和炒卖投机，六百多万人的经济命脉几乎只系於楼市股市。港府救市不救人，最後贫富两极化只有愈加恶劣一途。
政治方面，香港政府加紧收窄香港人的政治空间，人治气息愈来愈浓，民选市政局固然要不得，连区议会也要加入委任议席。商界又主动挑起阶级矛盾，指政党政治破坏营商和谐气氛，港府却应声附和，反映港府根本不属於普罗香港市民。但与此同时，民主党内部路线矛盾愈闹愈炽，却提不出能令普罗市民有所感应的社会远象，反映即使是有民意基础的香港政治力量，也迷失了方向。
这是不是我们所乐见的香港？
说不出的未来
在经济和政治俱不乐观的时候，谈香港人身分这文化问题，看来有点不着边际。其实，每一个地区人民的身分定位、性格组合以及文化特质，在在决定了普罗市民如何回应政治及经济问题，亦成为社群确立自己的远象的基础——我们的远象，源於我们对自己和环境的认识，以及我们超越老我和环境的新期望。一个社群的远象得以确立，也是如此。没有民主，普罗市民无权决定自己的路向；经济萧条，普罗市民也许没有实力建设将来；但没有文化认同和自省，即使这个社会有民主有繁荣，那也只会是一个没有灵魂和自尊的建制和市集，没有过去，没有远象，更不要妄想谈两制互动，贡献中华，贡献世界，而只能在历史的洪流中渐渐消失。「没有远象，民便灭亡。」
文化认同和身分定位的活动，看来是颇抽象的东西。其实在过去受欢迎的民间创作之中，不论是电影、电视、流行曲、广告，抑或文学，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作者所认定的香港人是甚麽，反省受众接受了（或是拒绝了）甚麽。回顾这些文化认同和身分的产生过程，也许可以为如何改善香港的文化生态弄出一点头绪。
批判我是谁
在「香港人系列」座谈会最後一回，岭南学院通识教育科主任陈清侨教授总结过去的一系列座谈会，总结出三点。
首先，当人提及「我是香港人」或相关的问题时，背後是涉及主体意识的唤醒，意识到自己是在香港的群体之中。但他说，在後九七时代，经济低迷，亦非历史政治关头，香港人在主体意识得到唤醒之馀，还应该加强对主体意识的认识和批判。
陈清侨举例说，近期社会出现很多正面有关「香港性」的呼唤，包括亚运会中香港得到破纪录的奖牌数字，商界呼吁加强香港竞争力，对抗新加坡的竞争等；它们在整合香港人主体性，并集结力量投射到该集体主体，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此等概念很可能混合了其他因素，因此需要持批判态度看待。
又例如陈健康事件，香港人似普遍不接受陈健康真是香港的「人办」，然而事件对港人认识「香港人是甚麽（或不是甚麽）」以及「香港人应该是甚麽」又有何帮助？
市场不管，官方不理
另一方面，陈清侨认为香港的市场机制以及公共政策及行政管理机制等客观体制，对香港文化身分认同的塑造不无影响。
陈清侨分析，过去多次香港人系列都提及，香港市场主导是这些文化活动的必然因素。事实上自七十年代始，随着传媒事业的兴起所出现的流行文化，为普罗市民塑造了归属感，但传媒事业塑造这种归属感的目的并非为了文化认同，即使是当年的许冠杰，他亦只是在商业逻辑中运作。当市场正在成长时，市场主导对文化身分认同可以是正面因素；但今天市场萎缩，一旦仍靠赖商业逻辑决定文化价值，那所谓文化就所剩无几。他说，市场有自己的逻辑及需要，文化商品不能要求市场以它们作焦点。
至於公共政策及行政管理机制方面，其实像市政局或教育署亦可以透过对艺术活动的资助以及教育政策方面，来影响香港社会的文化认同方向。只不过，港府过去针对文化认同的工作一直相当少，亦有人批评市政局的文化活动完全没有塑造文化认同的功能。
没有从前，没有以後
香港人在文化认同方面的限制不单来自体制方面，更来自港人历史感的缺失。陈清侨强调，他所指的历史感并非指关乎民族方面的大历史意识和使命，而是对於一般日常生活事物背後的种种因由，而港人的这一类微观历史感其实相当虚无飘渺，长远来说令港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认同甚麽。陈清侨担心，日後即使香港的竞争力走出低谷，但港人的素质却不知会如何。
在回应有关历史感的问题，理工大学通识教育中心高级讲师史文鸿博士认为，香港人在探求自己的历史时是一定有所选取的。他说，港人大抵不会对二千多年前甚至二次大战前的香港历史有多大兴趣。由於大部分港人是在二次大战後才南来香港，对他们有意义的历史都会是直接影响到他们现今生活的，像五十年代石硖尾大火对香港房屋政策的影响，以及六七暴动对港府拨款予青少年活动的影响。
史文鸿又强调，文化身分认同涉及价值观，而价值观应该对现今的处境具前瞻性和批判性。即使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各有不同，但一旦一些共同肯定的香港价值（如法治、自由）面对挑战时，香港人应奋力斗争以维护这些价值，这是相当重要的。香港人的身分认同不能搭顺风车而得来，而是要应付冲着民主、公义和自由而来的挑战，而现在香港人正随时受到这些挑战。
自力更生背後的冷漠
此外，史文鸿说，对身分文化不设批判地照单全收是相当危险的。他说过去香港的成功其实全赖香港人善变、适应快的本质。然而此等成功却导致港人对弱势社群的歧视态度。不少人到了月入数万的境地，好像有能力自主生活方向，就只会自己顾自己，不再会替社会其他处境堪虞、无法自主的人士想一想。
要批判，总得有一个准则作为判准。陈清侨认同，身分认同涉及价值及道德观。他说，在陈健康事件中，陈健康并非港人的理想标准，他的出现，正触动一些港人反问这是否他们所认同的，港人的主体性亦被触动，然而亦有很多港人觉得无所谓，这就涉及港人的文化素质问题。但陈清侨指出关於港人的文化及身分认同问题，现时的市场（包括市场主导的传媒）不会管，公共政策圈子也不会管，他们亦普遍对历史不感兴趣，试问社会还有多少机会接受相关的薰陶？
教会，你在哪里？
说到底，到底「香港人」是甚麽？理想中的「香港人」又应该是怎麽样？这问题相信不会单靠几个不到百人参加的讲座来定案，亦不可能由几个基督教机构来规划，更不应该由香港政府来一锤定音。要解答这个问题，最终要由不同面貌的香港人来诉说自己的故事，互相交流讨论而成。没有其他人的故事可以掩盖自己的故事。
只不过，无论是音乐、电影、广告抑或文学，过去十多年的经验似乎都印证了，商业市场世界和公共政策圈子都不会是给香港人说自己故事的好地方。在这两个领域以外，还可以有甚麽空间？现今香港教会群体的文化，又是否容得下这样的空间？
也许我们要先问，对於教会来说，社会除了是福音预工场地，为教会提供「寻求个人救主」的决志者外，还有甚麽值得她们花多点功夫？教会凭甚麽帮香港塑造身分和远象？还是教会已经大致可以自转运作，不会再替社会想一想，和社会一起寻求「新香港人」？
（第五九二期，一九九九年一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