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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八年，香港人過了一個經濟上驚濤駭浪，政治上陰霾密佈的一年。 九七前，香港人看待的政治問題，常常歸因於外圍政治因素；九七後，香港的經濟問題能否步出谷底，相當多人亦認為要靠賴外圍因素。這些觀點也許都是原因的一部分，但香港人本身的文化當中，又可以找到多少解決問題的因素和動力？ 要回答這個問題並不容易。但從香港人的文化認同所涉及的幾點因素，也許我們可以看出香港人現今的文化困局。 九八年底，由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基督徒學會、《突破》雜誌及《時代論壇》主辦的「香港人系列」座談會最後一回，總結了全年香港人系列講座對香港不同文化媒介的討論，並討論香港人的文化與身分認同。九九剛至，讓我們從這講座的部分內容開始，探索當前「香港人」的前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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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香港人來說，九八年可以說是相當混亂的一年。
經濟方面，長年累月倚賴樓市的泡沫經濟，經金融風暴一吹而破，暴露了香港經濟的無根無基，只靠服務業和炒賣投機，六百多萬人的經濟命脈幾乎只繫於樓市股市。港府救市不救人，最後貧富兩極化只有愈加惡劣一途。
政治方面，香港政府加緊收窄香港人的政治空間，人治氣息愈來愈濃，民選市政局固然要不得，連區議會也要加入委任議席。商界又主動挑起階級矛盾，指政黨政治破壞營商和諧氣氛，港府卻應聲附和，反映港府根本不屬於普羅香港市民。但與此同時，民主黨內部路線矛盾愈鬧愈熾，卻提不出能令普羅市民有所感應的社會遠象，反映即使是有民意基礎的香港政治力量，也迷失了方向。
這是不是我們所樂見的香港？
說不出的未來
在經濟和政治俱不樂觀的時候，談香港人身分這文化問題，看來有點不著邊際。其實，每一個地區人民的身分定位、性格組合以及文化特質，在在決定了普羅市民如何回應政治及經濟問題，亦成為社群確立自己的遠象的基礎——我們的遠象，源於我們對自己和環境的認識，以及我們超越老我和環境的新期望。一個社群的遠象得以確立，也是如此。沒有民主，普羅市民無權決定自己的路向；經濟蕭條，普羅市民也許沒有實力建設將來；但沒有文化認同和自省，即使這個社會有民主有繁榮，那也只會是一個沒有靈魂和自尊的建制和市集，沒有過去，沒有遠象，更不要妄想談兩制互動，貢獻中華，貢獻世界，而只能在歷史的洪流中漸漸消失。「沒有遠象，民便滅亡。」
文化認同和身分定位的活動，看來是頗抽象的東西。其實在過去受歡迎的民間創作之中，不論是電影、電視、流行曲、廣告，抑或文學，我們或多或少都可以找到作者所認定的香港人是甚麼，反省受眾接受了（或是拒絕了）甚麼。回顧這些文化認同和身分的產生過程，也許可以為如何改善香港的文化生態弄出一點頭緒。
批判我是誰
在「香港人系列」座談會最後一回，嶺南學院通識教育科主任陳清僑教授總結過去的一系列座談會，總結出三點。
首先，當人提及「我是香港人」或相關的問題時，背後是涉及主體意識的喚醒，意識到自己是在香港的群體之中。但他說，在後九七時代，經濟低迷，亦非歷史政治關頭，香港人在主體意識得到喚醒之餘，還應該加強對主體意識的認識和批判。
陳清僑舉例說，近期社會出現很多正面有關「香港性」的呼喚，包括亞運會中香港得到破紀錄的獎牌數字，商界呼籲加強香港競爭力，對抗新加坡的競爭等；它們在整合香港人主體性，並集結力量投射到該集體主體，可能有一定作用。但此等概念很可能混合了其他因素，因此需要持批判態度看待。
又例如陳健康事件，香港人似普遍不接受陳健康真是香港的「人辦」，然而事件對港人認識「香港人是甚麼（或不是甚麼）」以及「香港人應該是甚麼」又有何幫助？
市場不管，官方不理
另一方面，陳清僑認為香港的市場機制以及公共政策及行政管理機制等客觀體制，對香港文化身分認同的塑造不無影響。
陳清僑分析，過去多次香港人系列都提及，香港市場主導是這些文化活動的必然因素。事實上自七十年代始，隨著傳媒事業的興起所出現的流行文化，為普羅市民塑造了歸屬感，但傳媒事業塑造這種歸屬感的目的並非為了文化認同，即使是當年的許冠傑，他亦只是在商業邏輯中運作。當市場正在成長時，市場主導對文化身分認同可以是正面因素；但今天市場萎縮，一旦仍靠賴商業邏輯決定文化價值，那所謂文化就所剩無幾。他說，市場有自己的邏輯及需要，文化商品不能要求市場以它們作焦點。
至於公共政策及行政管理機制方面，其實像市政局或教育署亦可以透過對藝術活動的資助以及教育政策方面，來影響香港社會的文化認同方向。只不過，港府過去針對文化認同的工作一直相當少，亦有人批評市政局的文化活動完全沒有塑造文化認同的功能。
沒有從前，沒有以後
香港人在文化認同方面的限制不單來自體制方面，更來自港人歷史感的缺失。陳清僑強調，他所指的歷史感並非指關乎民族方面的大歷史意識和使命，而是對於一般日常生活事物背後的種種因由，而港人的這一類微觀歷史感其實相當虛無飄渺，長遠來說令港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想認同甚麼。陳清僑擔心，日後即使香港的競爭力走出低谷，但港人的素質卻不知會如何。
在回應有關歷史感的問題，理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高級講師史文鴻博士認為，香港人在探求自己的歷史時是一定有所選取的。他說，港人大抵不會對二千多年前甚至二次大戰前的香港歷史有多大興趣。由於大部分港人是在二次大戰後才南來香港，對他們有意義的歷史都會是直接影響到他們現今生活的，像五十年代石硤尾大火對香港房屋政策的影響，以及六七暴動對港府撥款予青少年活動的影響。
史文鴻又強調，文化身分認同涉及價值觀，而價值觀應該對現今的處境具前瞻性和批判性。即使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各有不同，但一旦一些共同肯定的香港價值（如法治、自由）面對挑戰時，香港人應奮力鬥爭以維護這些價值，這是相當重要的。香港人的身分認同不能搭順風車而得來，而是要應付衝著民主、公義和自由而來的挑戰，而現在香港人正隨時受到這些挑戰。
自力更生背後的冷漠
此外，史文鴻說，對身分文化不設批判地照單全收是相當危險的。他說過去香港的成功其實全賴香港人善變、適應快的本質。然而此等成功卻導致港人對弱勢社群的歧視態度。不少人到了月入數萬的境地，好像有能力自主生活方向，就只會自己顧自己，不再會替社會其他處境堪虞、無法自主的人士想一想。
要批判，總得有一個準則作為判準。陳清僑認同，身分認同涉及價值及道德觀。他說，在陳健康事件中，陳健康並非港人的理想標準，他的出現，正觸動一些港人反問這是否他們所認同的，港人的主體性亦被觸動，然而亦有很多港人覺得無所謂，這就涉及港人的文化素質問題。但陳清僑指出關於港人的文化及身分認同問題，現時的市場（包括市場主導的傳媒）不會管，公共政策圈子也不會管，他們亦普遍對歷史不感興趣，試問社會還有多少機會接受相關的薰陶？
教會，你在哪裏？
說到底，到底「香港人」是甚麼？理想中的「香港人」又應該是怎麼樣？這問題相信不會單靠幾個不到百人參加的講座來定案，亦不可能由幾個基督教機構來規劃，更不應該由香港政府來一錘定音。要解答這個問題，最終要由不同面貌的香港人來訴說自己的故事，互相交流討論而成。沒有其他人的故事可以掩蓋自己的故事。
只不過，無論是音樂、電影、廣告抑或文學，過去十多年的經驗似乎都印證了，商業市場世界和公共政策圈子都不會是給香港人說自己故事的好地方。在這兩個領域以外，還可以有甚麼空間？現今香港教會群體的文化，又是否容得下這樣的空間？
也許我們要先問，對於教會來說，社會除了是福音預工場地，為教會提供「尋求個人救主」的決志者外，還有甚麼值得她們花多點功夫？教會憑甚麼幫香港塑造身分和遠象？還是教會已經大致可以自轉運作，不會再替社會想一想，和社會一起尋求「新香港人」？
（第五九二期，一九九九年一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