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发展不能从根本否定任何「原有办法」
社会上很多事物都在不断转变和发展，而宗教组织兴办形形色色的教育和服务机构的办法，当然也可以是不断转变和发展，而不会故步自封，执意要停留在某个时候所「原有」的办法，因为因应社会需要和期望，因应知识和理论的发展，因应法律的修改，因应宗教组织本身发展和改进的要求……任何团体，包括宗教组织兴办各种教育及服务机构，也在时刻发展当中，这种与时并进的改进和发展，虽然会使得具体的兴办办法有所不同，但这种发展必须被视为「原有办法」的含意之一，因为原本这些组织就是可以因应本身的理解和意愿，在符合相关法律的前提下，发展本身的办学模式。
换言之，从常识的理解，《基本法》第一四一条第三款：「宗教组织可按原有办法继续兴办宗教院校、其他学校、医院和福利机构以及提供其他社会服务」，其具体含义不应被理解为把《基本法》通过时的「原有办法」冻结起来，「千载不变」，不得再有所发展，理由很简单：事实上事物是不断转变和发展，认为「原有办法」就是完完全冻结在基本法通过的时候，意味着是项条文作为一项宪制性的条文，不会──也不能──得到有关组织遵守。
我们也会相信，如果办学团体动辄认为当局什么教育改革都是侵害其办学的「原有办法」，是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因为正如社会人士的期望，办学团体也应该对于当局推动教育发展的立法或行政措施，予以支持，而不是什么也「千载不变」。因此，在整个争论当中，最核心的议题，就是在一个合乎一般常理以及获得法院接受的理解之下，当局行使第一三六条第一款所赋予权力的时候，是达到从最根本的层面，否定了办学团体以「原有办法」为继续办学的基础，因而第一四一条第三款被完全否定，问题是现在的法团校董会条例，是否被视为超越了这个「临界门槛」（critical threshold）。
有意见认为如果宗教团体办学的「原有办法」受宪制保护，是一项特权，什至已「被杀校」的学校，也可以「复活」，一方面笔者必须指出，无论如何，《基本法》总是有一项条文，给予宗教组织一项特别的保障，就是可按「原有办法」继续办学，而且学校因为某些原因而停办，一直以来都有，是任何办学团体办学的「原有办法」的一部份。第一四一条第三款即使被视为与一般常识的平等观念有所牴触，但因为这是特区宪制条文的规定，特区当局及法院，就只可以如是地接受及执行，正如有人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二十五条提出诉讼，认为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违反是项条文，但因为这确实是一项特区基本法条文，在特区的宪制地位上，是凌驾于该公约在特区的适用性，因此不能视功能团体选举牴触《基本法》三十九条。
宪法至上凌驾性原则的运用
任何一项宪法条文，不能被解释为「等于不存在」，其道理首先就是宪法条文在任何情况下，总是要有一定的「至上凌驾性」，除非正正式式透过修订程序处理，否则任何宪法条文必须被视为一项具有「至上凌驾性」的条文，而不能被任何别的条文或法律完全否定或虚位化，法院在行使宪法授予的宪法解释权的时候，所作的解释，即使只是具有某种最低程度上的凌驾性，也不能完全否定任何一项宪法条文的实质意义。
假设甲、乙两项条文互相有不协调的地方，最基本的宪政测试就是看甲、乙互相凌驾的时候，会不会出现某一条被完全否定或虚位化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就必须被视为不符「宪法至上」的原则而被否定，因而要采用另一种凌驾关系。
※ 如果 甲 凌驾 乙，则 乙 被否定
※ 如果 乙 凌驾 甲，则 甲 仍然有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间
以法团校董会条例而言，如果是确认当局立法推行教育政策的第一三六条第一款凌驾第一四一条第三款，那么我们便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当局可以没有限制地进行任何教育制度的立法，而任何宗教办学团体自身视为「原有办法」继续办学的可能性，均被虚位化，完全视乎当局立法和行政措施而存在，那么第一四一条第三款便相当于被废除。
据以上的理解，无论怎样解释，宗教团体办学的「原有办法」受宪制保护的规定，必须是有「一些」（some）指涉的内涵，当然不是任何「所有」（all）「原有办法」，但作为宪制条文，绝对不能被法院的解释变成「无有」（none）。
如果是第一四一条第三款凌驾第一三六条第一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情况，就是当局仍然可以有很多空间和弹性，推行得到办学团体认同的教育制度改革，因为我们必须承认：配合当局的教育改革进行办学，本来就是办学团体的「原有」辨学模式的一部份，是没有矛盾的，只有在极端意见分歧之下，办学团体认为当局某些措施完全偏离了他们办学的「原有办法」，因而他们要维护自身所持守的「原有办法」。由此可见，以第一四一条第三款凌驾第一三六条第一款，当局仍然可以有很大的空间去体现第一三六条第一款所授予的权力，因而第一四一条第三款并没有完全因其凌驾性而把第一三六条第一款否定或虚位化。
因此，面对第一四一条第三款与第一三六条第一款不协调的地方，从「宪法至上」的原则来看，我们只有一个解释的可能：就是第一四一条第三款凌驾第一三六条第一款，而在办学团体接受当局立法或行政措施的时候，当局完全可以行使第一三六条第一款所确认的权力，只有当办学团体认为第一四一条第三款所确认的「原有办法」受到当局行使第一三六条第一款所确认权力而被否定，第一四一条第三款就因为本身「宪法至上」的本质而成为凌驾当局行使第一三六条第一款所确认的权力，如果在这种「临界门槛」（critical threshold）的情况下，第一四一条第三款的「宪法至上」本质仍然不被确认，就等同于完全被否定作为一项宪制性条文的至上地位。
当衡量第一三六条第一款及第一四一条第三款关系的时候，判词认为当局对于教育政策有最终话事权（the last word）1，笔者认为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本来第一三六条第一款就是最终的，那么在实际运作上，第一四一条第三款就完全是多馀的条文，其存在与否，并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因为原本在订立这些条文的时候，「原有办法」就已经包括任何基于第一三六条第一款所制订的政策，那么，如果不是《基本法》本身故作多馀，列出这项本身没有实存意义的条文，就是判词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难道我们要接受《基本法》条文本身，只是为了「装饰门面」而列出一些如第一四一条第三款空无实意的条文？这是对整部《基本法》作为特区宪制文件的尊严地位的践踏。
比较特区当局按《基本法》第四章行使的立法权和行政权，以及第三章公民享有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这种当局权力有最终话事权的解释方法，是不是法院对《基本法》解释的一贯取向？十分明显并非如此，因为从过去特区法院对这些相关条文的解释，正是符合笔者在上文所提出的一种凌驾性原则的解释方法，如果当局的行政立法权力的条文凌驾于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的条文，当两者有冲突时，者实质上等于不存在，完全被否定，但过往案例告诉我们，法院的解释是以者凌驾前者的取向为基础，意即当局行使行政立法权的时候，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间，只是去到某些「临界门槛」（critical threshold），被视为对超越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的条文所设定的许可，当局的行政或立法措施就会被视为无效。
问题是：为什么在诠释第一三六条第一款及第一四一条第三款关系的时候，却采取一种相反的取向？而如前所述，这种取向实质的效果，就是特区法院以第一百五十八条赋予解释《基本法》条文的权力，行使了第一百五十九条原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修改权，某项条文在怎样的情况下发挥怎样的权威作用，是一项「解释」，但如果说某项条文「完全没有实质效用」，就是否定了该项条文，这种否定，只可以被视为一项「修改」（撤销条文），而不能被视为一项「解释」。
就此而言，认者认为法院早前就天主教会申请司法覆核的败诉判决，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宪法理念而作出。
【作者相关文章：〈从「原有办法」继续办学到「法团校董会」〉｜〈宗教组织办学的自身理解：不应以司法解释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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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判词 199段，而相关的讨论见于196-199段，引述如下：
196. Having borne firmly in mind the proper approach to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and having considered the submissions of counsel on both sides as well as the matters specifically discussed above, I am of the view that article 141(3) is not intended to give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 right of veto in the running of their aided schools, free from policies form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pursuant to article 136(1) that conflict with their previous practice. Rather, it is the other way round. The Government has the last say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including policies o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so long as those policies are formulated pursuant to the requirements under articles 136(1), any inconsistent previous practice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notwithstanding.
197. I would not go so far as to say that the applicant’s argument means tha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sofar as it relates to schools run b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is locked into a reliquary. Nor am I prepared to say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cle 141(3) put forward by the applicant will stultify change to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sofar as it relates to aided schools run b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The simple reason is that a religious organization can always change its own practice in running its school. It is not required by the Basic Law to keep its previous practice, which would have meant locking the system into a reliquary and stultifying change. That is not the case.
198. What, however, the applicant’s argument amounts to is that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have a right of veto as regards any new policy form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if it should conflict with its previous practice.
199. In my view, on the tru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evant articles, that is not right. As I say,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AR has the last word.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06.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