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續發展不能從根本否定任何「原有辦法」
社會上很多事物都在不斷轉變和發展，而宗教組織興辦形形色色的教育和服務機構的辦法，當然也可以是不斷轉變和發展，而不會故步自封，執意要停留在某個時候所「原有」的辦法，因為因應社會需要和期望，因應知識和理論的發展，因應法律的修改，因應宗教組織本身發展和改進的要求……任何團體，包括宗教組織興辦各種教育及服務機構，也在時刻發展當中，這種與時並進的改進和發展，雖然會使得具體的興辦辦法有所不同，但這種發展必須被視為「原有辦法」的含意之一，因為原本這些組織就是可以因應本身的理解和意願，在符合相關法律的前提下，發展本身的辦學模式。
換言之，從常識的理解，《基本法》第一四一條第三款：「宗教組織可按原有辦法繼續興辦宗教院校、其他學校、醫院和福利機構以及提供其他社會服務」，其具體含義不應被理解為把《基本法》通過時的「原有辦法」凍結起來，「千載不變」，不得再有所發展，理由很簡單：事實上事物是不斷轉變和發展，認為「原有辦法」就是完完全凍結在基本法通過的時候，意味著是項條文作為一項憲制性的條文，不會──也不能──得到有關組織遵守。
我們也會相信，如果辦學團體動輒認為當局甚麼教育改革都是侵害其辦學的「原有辦法」，是不會得到社會的認同，因為正如社會人士的期望，辦學團體也應該對於當局推動教育發展的立法或行政措施，予以支持，而不是甚麼也「千載不變」。因此，在整個爭論當中，最核心的議題，就是在一個合乎一般常理以及獲得法院接受的理解之下，當局行使第一三六條第一款所賦予權力的時候，是達到從最根本的層面，否定了辦學團體以「原有辦法」為繼續辦學的基礎，因而第一四一條第三款被完全否定，問題是現在的法團校董會條例，是否被視為超越了這個「臨界門檻」（critical threshold）。
有意見認為如果宗教團體辦學的「原有辦法」受憲制保護，是一項特權，甚至已「被殺校」的學校，也可以「復活」，一方面筆者必須指出，無論如何，《基本法》總是有一項條文，給予宗教組織一項特別的保障，就是可按「原有辦法」繼續辦學，而且學校因為某些原因而停辦，一直以來都有，是任何辦學團體辦學的「原有辦法」的一部份。第一四一條第三款即使被視為與一般常識的平等觀念有所牴觸，但因為這是特區憲制條文的規定，特區當局及法院，就只可以如是地接受及執行，正如有人以《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二十五條提出訴訟，認為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違反是項條文，但因為這確實是一項特區基本法條文，在特區的憲制地位上，是凌駕於該公約在特區的適用性，因此不能視功能團體選舉牴觸《基本法》三十九條。
憲法至上凌駕性原則的運用
任何一項憲法條文，不能被解釋為「等於不存在」，其道理首先就是憲法條文在任何情況下，總是要有一定的「至上凌駕性」，除非正正式式透過修訂程序處理，否則任何憲法條文必須被視為一項具有「至上凌駕性」的條文，而不能被任何別的條文或法律完全否定或虛位化，法院在行使憲法授予的憲法解釋權的時候，所作的解釋，即使只是具有某種最低程度上的凌駕性，也不能完全否定任何一項憲法條文的實質意義。
假設甲、乙兩項條文互相有不協調的地方，最基本的憲政測試就是看甲、乙互相凌駕的時候，會不會出現某一條被完全否定或虛位化的情況出現，這種情況就必須被視為不符「憲法至上」的原則而被否定，因而要採用另一種凌駕關係。
※ 如果 甲 凌駕 乙，則 乙 被否定
※ 如果 乙 凌駕 甲，則 甲 仍然有很多可以操作的空間
以法團校董會條例而言，如果是確認當局立法推行教育政策的第一三六條第一款凌駕第一四一條第三款，那麼我們便會出現一個情況，就是當局可以沒有限制地進行任何教育制度的立法，而任何宗教辦學團體自身視為「原有辦法」繼續辦學的可能性，均被虛位化，完全視乎當局立法和行政措施而存在，那麼第一四一條第三款便相當於被廢除。
據以上的理解，無論怎樣解釋，宗教團體辦學的「原有辦法」受憲制保護的規定，必須是有「一些」（some）指涉的內涵，當然不是任何「所有」（all）「原有辦法」，但作為憲制條文，絕對不能被法院的解釋變成「無有」（none）。
如果是第一四一條第三款凌駕第一三六條第一款，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情況，就是當局仍然可以有很多空間和彈性，推行得到辦學團體認同的教育制度改革，因為我們必須承認：配合當局的教育改革進行辦學，本來就是辦學團體的「原有」辨學模式的一部份，是沒有矛盾的，只有在極端意見分歧之下，辦學團體認為當局某些措施完全偏離了他們辦學的「原有辦法」，因而他們要維護自身所持守的「原有辦法」。由此可見，以第一四一條第三款凌駕第一三六條第一款，當局仍然可以有很大的空間去體現第一三六條第一款所授予的權力，因而第一四一條第三款並沒有完全因其凌駕性而把第一三六條第一款否定或虛位化。
因此，面對第一四一條第三款與第一三六條第一款不協調的地方，從「憲法至上」的原則來看，我們只有一個解釋的可能：就是第一四一條第三款凌駕第一三六條第一款，而在辦學團體接受當局立法或行政措施的時候，當局完全可以行使第一三六條第一款所確認的權力，只有當辦學團體認為第一四一條第三款所確認的「原有辦法」受到當局行使第一三六條第一款所確認權力而被否定，第一四一條第三款就因為本身「憲法至上」的本質而成為凌駕當局行使第一三六條第一款所確認的權力，如果在這種「臨界門檻」（critical threshold）的情況下，第一四一條第三款的「憲法至上」本質仍然不被確認，就等同於完全被否定作為一項憲制性條文的至上地位。
當衡量第一三六條第一款及第一四一條第三款關係的時候，判詞認為當局對於教育政策有最終話事權（the last word）1，筆者認為是不能接受的，如果本來第一三六條第一款就是最終的，那麼在實際運作上，第一四一條第三款就完全是多餘的條文，其存在與否，並沒有任何實質的意義，因為原本在訂立這些條文的時候，「原有辦法」就已經包括任何基於第一三六條第一款所製訂的政策，那麼，如果不是《基本法》本身故作多餘，列出這項本身沒有實存意義的條文，就是判詞這樣的理解是錯誤的，難道我們要接受《基本法》條文本身，只是為了「裝飾門面」而列出一些如第一四一條第三款空無實意的條文？這是對整部《基本法》作為特區憲制文件的尊嚴地位的踐踏。
比較特區當局按《基本法》第四章行使的立法權和行政權，以及第三章公民享有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這種當局權力有最終話事權的解釋方法，是不是法院對《基本法》解釋的一貫取向？十分明顯並非如此，因為從過去特區法院對這些相關條文的解釋，正是符合筆者在上文所提出的一種凌駕性原則的解釋方法，如果當局的行政立法權力的條文凌駕於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的條文，當兩者有衝突時，後者實質上等於不存在，完全被否定，但過往案例告訴我們，法院的解釋是以後者凌駕前者的取向為基礎，意即當局行使行政立法權的時候，是有很大的操作空間，只是去到某些「臨界門檻」（critical threshold），被視為對超越了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的條文所設定的許可，當局的行政或立法措施就會被視為無效。
問題是：為甚麼在詮釋第一三六條第一款及第一四一條第三款關係的時候，卻採取一種相反的取向？而如前所述，這種取向實質的效果，就是特區法院以第一百五十八條賦予解釋《基本法》條文的權力，行使了第一百五十九條原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修改權，某項條文在怎樣的情況下發揮怎樣的權威作用，是一項「解釋」，但如果說某項條文「完全沒有實質效用」，就是否定了該項條文，這種否定，只可以被視為一項「修改」（撤銷條文），而不能被視為一項「解釋」。
就此而言，認者認為法院早前就天主教會申請司法覆核的敗訴判決，是基於一個錯誤的憲法理念而作出。
【作者相關文章：〈從「原有辦法」繼續辦學到「法團校董會」〉｜〈宗教組織辦學的自身理解：不應以司法解釋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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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判詞 199段，而相關的討論見於196-199段，引述如下：
196. Having borne firmly in mind the proper approach to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Law and having considered the submissions of counsel on both sides as well as the matters specifically discussed above, I am of the view that article 141(3) is not intended to give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a right of veto in the running of their aided schools, free from policies form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pursuant to article 136(1) that conflict with their previous practice. Rather, it is the other way round. The Government has the last say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policies, including policies o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so long as those policies are formulated pursuant to the requirements under articles 136(1), any inconsistent previous practice of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notwithstanding.
197. I would not go so far as to say that the applicant’s argument means that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sofar as it relates to schools run b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is locked into a reliquary. Nor am I prepared to say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article 141(3) put forward by the applicant will stultify change to the educational system insofar as it relates to aided schools run by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The simple reason is that a religious organization can always change its own practice in running its school. It is not required by the Basic Law to keep its previous practice, which would have meant locking the system into a reliquary and stultifying change. That is not the case.
198. What, however, the applicant’s argument amounts to is that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have a right of veto as regards any new policy form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if it should conflict with its previous practice.
199. In my view, on the true construction of the relevant articles, that is not right. As I say,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AR has the last word.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6.1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