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启文博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第一○○六期），指出一些社会人士错误地将人权与群体价值对立起来，关氏认为群体价值是公民社会的根基，而家庭则是群体价值之根源。是以维护家庭的行动，比一般人所想的更为重要。
笔者认为，关氏关于群体价值的论点有值得留意的地方。可是对于关氏提出的实践方面，笔者却颇有保留。是以笔者希望拙作能为群体价值的讨论作一点补充。
与一些朋友的想法相反，学界对群体价值的关注从没有间断过。在关于公共参与的讨论中，除了主张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外，看重群体参与的共和主义也是一个重要的传统。在十九世纪，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已提出群体参与在民主制度中的必要。而在近年关于公民社会的研究中，毕南（Robert Putnam）对群体价值的重视在社会科学界中脍炙人口。在一份关于意大利南北差距的研究中，毕南发现公民的群体参与是促进民主运作的要素，毕氏称这些群体参与为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而在另一篇名为《独个儿打保龄》（Bowling Alone）的着作出，毕氏则为美国近年的个人主义而忧心忡忡，他认为近年个人主义的风气侵蚀了美国过去引以为傲的社会资本，使美国的民主响起了警号。
根据近年对公民社会的研究，我们可以相信极端的个人主义对民主、对公民权益均是有害无益。重建群体价值，促进公民社会发展，乃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经之路。可是，关博士把维护家庭作为一道药方，笔者则不得不怀疑这药方的疗效。
笔者如此说，并不是要怀疑家庭的重要。问题在于家庭并不必然是对抗个人主义的桥头堡。当然，对家庭的投入也必然是对群体的委身。透过家庭去促进群体价值，并非维护家庭人士所首创，中国的儒家思想也正是这样的一种尝试。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就是透过提倡家庭内的孝道，最终能推己及人，达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主幼」的境界。这样的理想固然崇高，可是在实践上却是失败的，金耀基教授曾指出，中国人在家庭内是集体主义者，可是在家外是十足的个人主义者。儒家提倡的群体价值，一直都跳不出家庭的层次。
家庭对外的个人主义性格，可见诸在刘兆佳教授提出的功利家庭主义。刘氏指出在过去的香港社会，市民普遍以自己的家庭为中心，他们以家庭作为资源分配的主要途径，并把家庭利益放在首位。是以他们并不热衷于公民参与，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们的心中只有自己的家。诚然，刘氏的理论一直为人所诟病，可是一直以来批评者的焦点，在于刘氏在一九八四年提出其理论时，香港的情况早已起了变化。我们仍可以相信功利家庭主义能描述到六十年及以前的香港社会，而且我们也可以肯定昔日紧密的家庭没有促进过家庭之外的群体价值。
近代家庭的发展，相信又会更进一步加强家庭的个人主义性格。昔日的家庭规模较大，并且还是古人整个人生的舞台，它对小社区内部的群体价值也许还能起一点促进作用。可是，现代的家庭只不过是核心家庭。笔者相信每个人当忠于自己的伴侣、爱护自己的子女。可是这样行事纵是理想，又与社会整体的群体价值何干？
更何况核心家庭正处于一个相当被动的景况。家庭已不再是从事生产、挣取生活所需的地方。家庭的稳定并不只取决于个人伦理，而是愈来愈依赖社会的支持。当社会走向疲态，生活再也不能稳定，要委身于家庭将会是个愈来愈困难的任务。即使撇开家庭潜在的自私性格，现代家庭早已自身难保，我们怎能寄望可以靠家庭促进群体价值？相对于维护家庭运动，笔者更欣赏天主教的家庭工资运动。他们在家庭伦理方向也很保守，可是他们对现代家庭的困局看得更透彻。
笔者了解关启文的忧虑。群体价值确有重振的必要，而笔者个人亦相信家庭的重要。可是，若要把维护家庭看为促进群体价值的手段，笔者基于以上的原因，对此有所保留。要促进群体价值，建立公民社会，必须通过超越家庭之上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