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啟文博在最近的一篇評論文章中（第一○○六期），指出一些社會人士錯誤地將人權與群體價值對立起來，關氏認為群體價值是公民社會的根基，而家庭則是群體價值之根源。是以維護家庭的行動，比一般人所想的更為重要。
筆者認為，關氏關於群體價值的論點有值得留意的地方。可是對於關氏提出的實踐方面，筆者卻頗有保留。是以筆者希望拙作能為群體價值的討論作一點補充。
與一些朋友的想法相反，學界對群體價值的關注從沒有間斷過。在關於公共參與的討論中，除了主張個人自由的自由主義外，看重群體參與的共和主義也是一個重要的傳統。在十九世紀，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已提出群體參與在民主制度中的必要。而在近年關於公民社會的研究中，畢南（Robert Putnam）對群體價值的重視在社會科學界中膾炙人口。在一份關於意大利南北差距的研究中，畢南發現公民的群體參與是促進民主運作的要素，畢氏稱這些群體參與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而在另一篇名為《獨個兒打保齡》（Bowling Alone）的著作出，畢氏則為美國近年的個人主義而憂心忡忡，他認為近年個人主義的風氣侵蝕了美國過去引以為傲的社會資本，使美國的民主響起了警號。
根據近年對公民社會的研究，我們可以相信極端的個人主義對民主、對公民權益均是有害無益。重建群體價值，促進公民社會發展，乃是建立民主政治的必經之路。可是，關博士把維護家庭作為一道藥方，筆者則不得不懷疑這藥方的療效。
筆者如此說，並不是要懷疑家庭的重要。問題在於家庭並不必然是對抗個人主義的橋頭堡。當然，對家庭的投入也必然是對群體的委身。透過家庭去促進群體價值，並非維護家庭人士所首創，中國的儒家思想也正是這樣的一種嘗試。正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就是透過提倡家庭內的孝道，最終能推己及人，達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主幼」的境界。這樣的理想固然崇高，可是在實踐上卻是失敗的，金耀基教授曾指出，中國人在家庭內是集體主義者，可是在家外是十足的個人主義者。儒家提倡的群體價值，一直都跳不出家庭的層次。
家庭對外的個人主義性格，可見諸在劉兆佳教授提出的功利家庭主義。劉氏指出在過去的香港社會，市民普遍以自己的家庭為中心，他們以家庭作為資源分配的主要途徑，並把家庭利益放在首位。是以他們並不熱衷於公民參與，對政治毫無興趣：他們的心中只有自己的家。誠然，劉氏的理論一直為人所詬病，可是一直以來批評者的焦點，在於劉氏在一九八四年提出其理論時，香港的情況早已起了變化。我們仍可以相信功利家庭主義能描述到六十年及以前的香港社會，而且我們也可以肯定昔日緊密的家庭沒有促進過家庭之外的群體價值。
近代家庭的發展，相信又會更進一步加強家庭的個人主義性格。昔日的家庭規模較大，並且還是古人整個人生的舞台，它對小社區內部的群體價值也許還能起一點促進作用。可是，現代的家庭只不過是核心家庭。筆者相信每個人當忠於自己的伴侶、愛護自己的子女。可是這樣行事縱是理想，又與社會整體的群體價值何干？
更何況核心家庭正處於一個相當被動的景況。家庭已不再是從事生產、掙取生活所需的地方。家庭的穩定並不只取決於個人倫理，而是愈來愈依賴社會的支持。當社會走向疲態，生活再也不能穩定，要委身於家庭將會是個愈來愈困難的任務。即使撇開家庭潛在的自私性格，現代家庭早已自身難保，我們怎能寄望可以靠家庭促進群體價值？相對於維護家庭運動，筆者更欣賞天主教的家庭工資運動。他們在家庭倫理方向也很保守，可是他們對現代家庭的困局看得更透徹。
筆者瞭解關啟文的憂慮。群體價值確有重振的必要，而筆者個人亦相信家庭的重要。可是，若要把維護家庭看為促進群體價值的手段，筆者基於以上的原因，對此有所保留。要促進群體價值，建立公民社會，必須通過超越家庭之上的途徑。
